楹联，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极为宽阔的视域。它兼具语言现象和民俗现象的双重身份，与中华大地上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息息相关，以其独特魅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正如总书记指出的：“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结合起来，赋予中华农耕文明新的时代内涵。”[]作为根植于汉字文化的言说艺术，又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习俗活动，楹联这一古老的文化符号，在后脱贫时代全面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中也有着其特殊有效的价值功能。

     一、承载多元文化要素，涵育文明乡风价值共识

     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的灵魂，有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向度。何谓乡风？在一定意义上，乡风就是乡村人民日常生活与交往中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风土人情等习惯的抽象。楹联作为传统乡土社会重要的文化载体，在内容、形制和习俗三方面体现着对涵育乡风文明的价值功能。

     （一） 内容涵包道德教化功能

     文明乡风、淳朴民风的形成，离不开良好的家风为基础。从内容上来看，优秀楹联文化传承着民族“乡土”精神的内核，并契合新时代的价值表达。在农耕文明的滋育下，“孝”作为核心价值理念，也是个体道德产生的基础，它不独是“善事父母”这唯一向度，更蕴含着砥砺品行、凝聚家风、兼爱济世等多维度道德诉求，并反映在优秀的楹联文化之中。在安徽、江西、福建等许保存较好的古民居里都流传下诸如“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孝悌乃传家根本；勤俭是经世文章”等楹柱匾额，可以想见，耕读传家、重孝向善、慎独修身等价值理念，就这样在日常俯仰之间，从一副副警动的家风楹联中浸润人心，催育后人。今天，在资本逻辑主导的消费文化面前，城乡对立愈发加剧，好似城市和乡村就分属于文明与野蛮，只有后者向前者依附才有出路。而事实上，中国的乡村有着其千年来独特的文明脉络，形成了自身宽厚的文化积淀，解决乡村文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迫使乡村依附于城市，而在于深入挖掘乡村本身的文化价值底蕴，并通过从属于它的合适载体将其内容的时代性表达出来，楹联文化符号即是这一有效载体之一。

    （二） 形制外张文化美育功能

     文化美育是乡村振兴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各方面建设的“必需品”，是塑造人民群众主体性，激发对美好生活向往内生性动力有效途径之一。从形制来讲，一方面楹联形式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追求和谐对称的审美理念的实践表征。基于“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中国先民把从自然之物中体察到的朴素对称意识，逐步转化和应用到社会生活和交往之中，在语言上就形成了单音节语素和完全词根语等别具特色的汉语言系统，而楹联则正是汉语在形、音、义三方面相契和鸣的产物，亦可谓将汉语的诗性发挥到极致。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透过楹联在语言形式上的表征，不难窥见整个民族背后的文化特质。而另一方面，楹联又可通过书法、雕刻、装裱等艺术形式予以“二次创作”，最终呈现于人前的则是承载着诸多元素于一体的文化符号，是对象化的、意涵丰富的有“实”之美。毫无疑问，其外张的艺术美育功能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 习俗凸显“共同记忆”传承功能

     内容和形制两方面功能可以说是楹联文化符号的静态表征，而民俗性则是其动态表征。春联作为楹联的特殊形式，其肇始于桃符。所谓桃符，就是悬挂门两旁的桃木板，《风俗通义》等文献记载，桃木版最初只是画神荼、郁垒二神形象，或简单刻写其名字以求驱邪祛病。而据汉代许慎于《淮南子·诠言训注》载：“今人以桃梗径寸许，长七八寸，中分之，书祈福禳灾之辞，岁日插于左右地而钉之”。不难发现，这个时候桃符出现了“祈福禳灾”、“逢凶化吉”之词等新的内容。再而后演化为含有对偶句的“桃符诗句”，如现在普遍被认为第一幅春联，即五代孟昶所书“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一联。宋以降，春联书写上由桃符变为红纸，内容上也不断丰富语境。及至今天，春联以其喜庆的色彩、和谐对称的形制以及美好的文字意蕴，成为海内外华人表达渲染表达节日气氛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通过这种仪式化、习俗化的处理，春联所承载和凸显的正是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记忆”，是关于“年味”、“乡愁”、“团圆”等特定话语的象征关联，也是乡村道德情感与价值共识的根基。

     二、助推“伦理共同体”重构，激发乡村治理文化软效能

     乡村治理是全面乡村振兴的保障，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坚持法治是乡村治理的底线，而用好中国乡土社会特有的历久不衰、传承至今的“治理秘钥”更是盘活“存量”、激活“增量”的一大宝贵资源，楹联文化即是其中之一。

     （一） 乡村“伦理共同体”与乡村治理的内在肌理

      乡村作为一个基本单位，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在内的“共同体”。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在传统乡村里，维系这一共同体的关键就是“礼”，进一步讲，是人们在长久的生产与交往中形成的共识性的价值观念、精神诉求与道德理想，也即在精神与伦理上彼此依赖的一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乡村所构成的“共同体”更应是一种“伦理共同体”。梁漱溟先生在上世纪在研究中国乡村问题时曾深刻指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这里的“文化失调”就是旧的伦理规范的解构。乡村在向现代社会转型中，乡村传统伦理共同体内部道德规范与认同逐步减弱，在事实上存在“舆论失灵”、“‘面子’贬值”、“没有归属”等境况，熟人社会里基于礼俗而自觉践履道德规范的主体在绝大多数乡村已然缺失，传统的伦理共同体呈现出解构趋势。正如马克思强调：“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从人存在的二重性上来说，对道德的需要也是满足人的社会性的客观需要。不难想象，当既有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被普遍否定与遗弃，没有丰富的道德生活为依托，仅凭“法治”也只是一副躯壳，乡村治理便无从谈起。

    （二） 楹联文化传承与乡村“伦理共同体”重构的耦合性

     道德作为由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意识，也是一种特殊的规范调节体系。从伦理学上来讲，这种“规范”所依靠的就是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心的信念来维系的。在这个意义上，楹联文化传承与乡村“伦理共同体”的重构就具有耦合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目标指向上，楹联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不论是语言现象还是民俗现象，均有着其赓续不断的叙事传统。它可以用来咏物抒情、以发襟抱，也可以砥砺自省、以期勉励，还可以题赠吊挽、以寄幽思，甚至可以针砭时弊、以警世人等等，其目的均在于“明人伦教化”，促使人向往真善美，而非俗鄙的卑格。由此可见，楹联文化符号发挥着道德规范与道德评价的作用。

     其次，在时空条件上，楹联文化符号具有历时性和扩布性的特点。千百年来，楹联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传承性，如特定的文字规则，适宜的时间、场域、内容、形式等等；在空间上为各民族所共享，融入到群众生活中庆吊题咏的各个方面。它所延续的正是大多数人的共同的“社会偏好”、“记忆符号”。而“仪式一经社会确认和确定，它的形式就转变为一种社会的能量，制约着社会中的每一成员的观念和行为”[]，由此强化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和向心力，产生对乡村乃至社会和国家的情感认同。

     最后，在效应状况上，楹联文化符号表现出微言大义的精警性、语境宽阔的实用性、雅俗共赏的可接受性等等诸多效果特点，通过符号化的表达将道德规范内化为人们心中的道德情感认同，进而催发主体的道德行为，为个体道德的重塑与群体道德的协调与规范起到很好的传播载体作用，助推乡村“伦理共同体”的重构，激活乡村治理的文化“软”效能。

     三、赋予空间符号意义，实现乡村旅游内涵式发展

     乡村旅游是当下乡村产业发展的一张火热的名片，但火热的背后却暴露出“同质化”、“内卷化”的诸多弊端，一阵火热过便归平静，究其根源，是缺乏有效的文化符号来铸魂。而楹联文化符号则正好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大有用武之地。

    （一） 景观是“物—符号”的二联体，旅游的实质是“符号消费”

     从符号学上来讲，“景观”是“物—符号”的二联体，旅游活动所围绕的“景观”，正是人为符号化赋予空间实体一定的意涵，再以商品化方式呈现给游客观赏与体验，也即成为消费的对象，因此，“追寻携带某种意义的旅游景观才是游客旅游动机的关键所在”[]。吴恭亨在《对联话》中指出：“山川祠庙，非借文人之题咏，即名胜亦黯然寡色。”此论断可谓一语中的，亦切中此理。空有自然之“物”，而无人文意蕴，是不足以称之为“景观”的，引人入胜的恰恰正是“物”背后的符号意蕴。而一段时期以来，在部分“网红”村镇的带动下，许多地方政府与投资公司都将目光聚焦于乡村旅游开发与打造。一时间，各种名目的旅游村镇夺人耳目，却让人无法驻足，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更遑论再度问津。而各式旅游村镇打造的大同小异，甚至出现照搬复制的现象，同质化、内卷化现象极为严重，景区打造俨然成了一种“标准化生产”。其背后的症结正在于，仅有空间资源组合的客观“物”之表象，而缺乏人主观感知的文化符号支撑。

    （二）在文旅融合中实现乡村旅游内涵式发展和文化保护传承的“双赢”

     在中国传统园林营造技艺中，楹联文化符号恰恰正是一不可或缺的元素，好的楹联甚至可以成为“景眼”，与自然之物交相辉映，引人入胜。举例来说，“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董其昌所题西湖冷泉亭这一佳联引来许多游客驻足流连，甚至惹得俞樾夫妻及女儿三人争相改以为回应，一时传为佳话。类似的还有滇池大观楼长联、成都望江楼对联、武侯祠“攻心联”等等，莫不因楹联佳制所营造出的丰富人文内涵而扬名。这些文化符号使得眼观之象由实及虚，拓宽了景观本身的艺术构境，使“人”在与“物”与互动中顿生遐思，触发情感共鸣，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当下，将楹联文化符号融入到乡村旅游发展之中，一方面可以深化景观文化底蕴、提升旅游产业品质，既可以深入挖掘当地流传下来具有传承意义的楹联文化符号，加以保护和利用，也可以结合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底蕴，创作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楹联，除了传统的亭台楼阁之外，还可以融入到广告、铺面、乡村理念标语以及各类文创工艺品等等，进一步塑造符号化的地域标识和品牌影响。让乡村旅游走特色差异化的发展模式，摆脱“观光式”旅游的尴尬境况，实现内涵式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转型与提升。另一方面，对楹联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最好的保护不是束之高阁，而是与时俱进，在创新应用中焕发其时代的活力。

参考文献：

[]习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2-26(01).

[](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7.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3.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4.

[]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77

[]朱昊赘.旅游景观的双轴操作与符号呈现[J].符号与传媒,2021(01):67-77.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CSY21007）“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