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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仙白额春联的缘起与抗倭无关

2017-02-28 22:57:30郑龙腾伪文艺青年探索频道 0条评论

按照旧俗,莆田人过春节,所张贴的对联会在顶部留一截白色,俗称“白额春联”。关于这种风俗的缘起,常被人们解读为与明代抗倭有关,即人们为了纪念在倭乱中去世的亲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笔者亦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但当笔者近年来在南方多省见到类似的情况后,便有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莆仙地区白额春联的缘起与抗倭无关,而它之所以有现今的解释,是清初的先民假托于此为南明故国守制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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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林大钦状元府)

笔者对白额春联与抗倭有关的质疑,主要在以下方面:

一是白额春联并非莆田的专利。在广东省的潮州、揭阳、汕头、汕尾、肇庆、中山、佛山、江门、阳江、茂名以及广西的钦州、北海、桂林等地级市,均有张贴白额春联的习俗。这些地方,除了潮汕地区历史上曾有较严重的倭患以外,其余地区在其时皆鲜有兵燹;而同样曾遭到大肆屠杀的上海、浙江台州、温州及福建宁德、福州等地却没有类似的习俗。

二是上述地区与兴化大规模移民在时间和形式上均有偏差。虽然上述地方与历史上兴化大规模移民的区域接近重叠,但兴化移民主要集中在宋末元初和明朝初年,两者均远早于倭乱发生的年代,且倭乱之后,莆仙地区已无大规模南下移民;再者,若上述地区的白额春联与兴化移民有关,则必也有“做大岁”习俗,但事实上却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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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澳柄宫白额联)

三是白额春联的始行与抗倭事件存在时差。明代莆仙地区遭受倭患最严重的年份是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而始建于抗倭年代的黄石戚公祠和东镇祠、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的陈经邦大宗伯第等建筑的大门门联上,却无白额春联的做法;反之是一些清代建筑,如始建于清初的市区西隐寺和江口园下关氏宗祠、重建于清代的白沙澳柄宫,才有了这种做法。而1562年与顺治元年(亦是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相隔了82年。城殇之日,却要等到近一个世纪再来纪念,这在情理上是不成立的。

四是地方志中无明确记载或讳莫如深。现存的有明一朝的兴化地方志,编撰年份均早于嘉靖四十一年,故无倭寇侵犯的记载;但蹊跷的是,编修于清代的府志、县志,在对待这一异常重要的民俗文化上,均置若罔闻或讳莫如深,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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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居丁忧联)

五是白额春联的做法与明代孝联形制略有出入。中国人贴春联的习俗,始于明太祖洪武年间,在此前均是以悬挂木牌代替,称为“桃符”;随着春联的不断推广,到了明代中后期,亦衍生出一套特定的“孝联”体系。孝联又称丁忧联,是指古人在亲人去世后守制的三年里,为了与其他人家有所区别,所张贴的对联,规定用白、绿、黄三色,第一年用白纸,第二年绿纸,第三年黄纸,待第四年丧服满才恢复用红纸,如潮汕地区的传统民居就习惯在门上粉刷有镶嵌着白、绿、黄三道边的红色门联。生老病死属世间正常现象,白、绿、黄三色轮替象征着失去亲人之痛的程度在变化,而倘若一直强调白色,个中所隐含的悲怆,恐怕要远超正常的生死轮回。

那么,上述这些地方对各自地域所盛行的白额春联又是如何解释呢?在笔者走访过程中,发现其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在潮汕及汕尾地区,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情况要么是印刷厂在制版时,版面小于春联长度,所以会有一小截没有印染,要么是有“白头到老”的寓意。相比之下,前者带有一点敷衍的成分,后者更容易使人信服。

在中山、佛山及周边地区,人们认为与清初的迁海令有关。顺治十八年,清政府下令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至康熙元年,辅政大臣鳌拜又下令将三十里拓展至五十里。在漫长的迁海期中,沿海渔民失去生计,不少人不得不铤而走险,最终成为这一政令的殉葬品。沿海复界后,人们为了纪念死难亲人,才在春联顶部留白。这一说法,与莆田的异曲同工,也和白额春联盛行的时间更加吻合,只是难以成为广西桂林等内陆地区产生类似现象的解释。

在广西地区,人们则认为这是为了表达白发父母在上、子孙后辈需铭记长辈恩情的意思,这又契合了白额春联作为孝联的一种本身的寓意。

然而,在笔者看来,同一种做法,在不同地区衍生出不同的解释,这种现象本身值得思考。第一,放诸全国的视野,白额春联的做法局限于闽粤桂三省十几个地级市,在地理上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各地盛行白额春联的做法,时间均在清朝初年;第三,白额春联都有守制尽孝的寓意,但具体说法各有所指;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白额春联盛行的城市,都曾是明末清初,南明政权从事反清复明活动极度频繁的地区。

(潮州龙湖寨九牧林祠堂)

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白额春联现象出现在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其缘起乃是清初民众自发为覆灭的大明帝国守制。早在南宋末年,福建、广东的先民就曾追随宋帝,直到崖山,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节义”的血液;到了明代,闽粤桂虽然地处偏远,但在科举上涌现出了在全国占据相当比例的官员、学者和士子,这在当地百姓的思想上根植了一种蒙受覃恩的认同感;再反观清初,禁海、迁海等一系列压迫政策的颁布,激化了汉满两族的矛盾,在莆田和潮汕地区就曾出现天地会、九军党等反清复明性质的农民起义。当大势已去的大明朝最终难以逃脱灭国的噩运,陷入绝望的民众,就以这种方式,为故国守制。

除此之外,由于清初正是文字狱大行其道的时代,人们害怕遭到镇压,这才出现了有清一朝的官方记录对此避而不谈或讳莫如深、民间避其要害各执一词的情景。至于在莆田,早前就曾有过假托于祭祀杨公太师以纪念陈文龙的先例,将白额春联与明朝灭国前不久的倭乱联系起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俗话说约定俗成,莆仙地区白额春联的缘起虽然与抗倭事件无关,但却被赋予了一种同样有着悲壮和英雄色彩的意义,正所谓非因此约而定,却以彼俗乃成,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根深蒂固的阐释。笔者作此文,并无意于颠覆既有释义,只为致敬那些在隐姓埋名中渐行渐远的先贤和英烈。因为不论是何种解读,它们都带着一代一代的莆仙人抵御侵略、憎恶暴政、对抗强权的铮铮铁骨和崇德敬祖、珍爱和平、追求安宁的家国情怀。

——2017年2月18日于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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