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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霍松林先生的楹联情结

2017-02-04 22:44:52王家安甘肃楹联 0条评论

2017年2月1日,农历丁酉年正月初六,享誉海内外的唐诗研究一代宗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霍松林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6岁。

霍松林先生1921年9月出生于甘肃天水霍家川。1949年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日本明治大学客座教授等,曾培养和指导了20名硕士、70余名博士。遍著有《文艺学概论》《诗的形象及其他》《文艺学简论》《霍松林选集》《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等近百种。

霍松林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唐诗研究领域的重大损失。曾获“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的霍松林先生,一直以诗名称世,其实,他在辞赋、书法,包括楹联等领域,都曾取得辉煌成就。就楹联艺术来说,霍松林先生也是当代当之无愧的代表性联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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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教启蒙,受益终身

 

霍松林先生的家乡,位于天水市境内渭河河谷地带,这里曾说传说伏羲画卦,开启人文的地方,历代人才辈出。先生之父霍众特,1879年生,为清末秀才,入陇南书院师从“陇南文宗”任士言,乃其得意门生。科举废除后以行医、耕田和教私塾为生。霍松林先生曾说,其父是老山长任士言先生的高材生和崇拜者,“多次用‘老山长’的人品、学问教育我,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印象”(见南方都市报《霍松林:批判我的文章上了〈红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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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松林先生的家乡琥珀  

 

在父亲的启蒙下,霍松林先生四岁以前,就能熟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物,接着循序渐进,从《论语》开始,熟读群经,同时写楷字,习作楹联、诗词。他在家中读书直到12岁,才被父亲送往省立天水中学。在家中的这段学习,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耄耋之年他曾回忆,儿时熟背的这些经史子集“我反复背诵,后来受用无穷”(见霍松林《松林回忆录》)。这时期,因为父亲喜好楹联,霍松林先生也自由接受了良好的属对练习,幼时的他就曾在诗中回忆“拉母索新衣,看爷写春联”,并回忆说:“童年对对子常受父亲夸奖,因而对楹联这种祖国特有的文艺形式非常喜爱。每年腊月底,父亲忙于作春联,我也学着作,兴味盎然”(见霍松林《缅怀往昔话读书》)。“大约十来岁的时候,邻居们就要我为他们写春联了”(见霍松林《治学经历和感想》)。

年少的霍松林先生学联、作联也是极为勤奋的。在天水读中学时,他曾在图书馆见到一册清人梁章钜编纂的《楹联丛话》,这是中国楹联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著作。少年的霍松林先生初见此书,便手不释卷。他逐页阅读,并将其中楹联佳作摘抄了两百余副,用工整的小楷誊抄为一册《阅梁章钜〈楹联丛话〉择录》。庆幸的是,此稿后来被其子霍有光于老家的旧物中寻觅而保存至今。笔者于霍有光先生博客中见到手抄稿的照片,字迹清秀整齐,足见先生当年之用心。据霍有光先生所言,这时1937年霍松林先生16岁时手抄,抄录此书的起因是:“祖父喜对联,祖母爱看用大纸写的春联。每年春节前数日,祖父便忙于作春联,也教家父作楹联。祖父买来红彤彤的彩笺写上他本人作的对联,祖母出看,拜年来的人都争着看。于是,家父在天水中学读书时,课余便从图书馆借阅《楹联丛话》,选录摘抄百余则楹联装订成册给祖父看”(见霍有光科学网博客)。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霍松林先生喜联作联,也就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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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松林先生亲笔所抄《楹联丛话》  

 

然而霍松林先生毕竟不同寻常。尽管是抄写联书,但他抄得也有门道。他曾反复与人讲,“我抄书时,父亲就要求我要做到‘四到’”,即心到、眼到、口到、手到。眼到,就是看清每个字的笔画结构;口到,就是要抑扬顿挫、吐字清晰;心到,就是要集中精力领会诗旨文意;手到,就是要把所读的书或者全抄,或者摘抄,或加注释,或写心得体会,会养成你读书专心、细心的习惯。“边抄边揣摩,无疑会多留一些印象。抄书既可练字,也可‘炼人’”(见华商报《霍松林:不妨接触一点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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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撰联书联,蔚然成家

 

霍松林先生至少在中学时就开始楹联创作,但可惜“文革”抄家,多年的稿草均毁于一旦。1989年9月他出版《唐音阁吟稿》时,只收录八十年代所作楹联数副。改革开放以来,先生撰联未减,至耄耋之龄仍笔耕不辍。2011年,为庆祝其九十寿辰出版的《霍松林选集》,其中一册就收“对联”一卷,此时共收录各类联语达130多副,囊括胜迹联、感怀联、春联、挽联、庆贺联、行业联、集字联、谐趣联、自勉联等多个门类。

先生之联,常佳作频出,许多作品一经问世,即可发表或刻挂,还广为传诵。如题陕西黄帝陵联:“根在黄陵,五千年古柏参天绿。泽流赤县,九万里春潮动地来。”天水南郭寺联:“法雨频施,倾听渭水春潮涨;佛光普照,卧看秦城瑞气浮。”陕西乾陵联:“女祸任讥评,众口由来呼女帝;乾纲终废毁,一丘何故唤乾陵。”陕西安康安澜楼联:“西来汉水吞巴水;东去秦山入楚山。”马嵬坡贵妃祠联:“琼蕊初开,亭前喜唱清平调;玉颜空死,坡下愁闻长恨歌。”西安书法艺术博物馆联:“城楼耸峙,集四海人豪,汉殿唐宫凭想象;艺馆宏开,汇千秋墨宝,颜筋柳骨任观摩。”华清宫海裳汤联:“汤温绣岭,问万国嘉宾,出浴谁如贵妃丽;花艳骊宫,看三春嫩蕊,临风尽让海棠娇。”郑州黄河游览区极目阁联:“目极长河,喜波澄浪静,普照晴阳,侧耳如闻包老笑;神游广武,叹虎斗龙争,空留废垒,呼杯欲共阮公评。”等等。大江南北,包括南岳衡山、山西五台山、嵩山少林寺、陕西黄帝陵、天水伏羲庙等名山胜迹,刻挂霍松林先生联语者,几近百数。这些联语,或大气磅礴,或瑰丽清奇,均未河山增色不少。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论霍松林先生之诗谓:“兼备古今之体,才雄而格峻,绪密而思清,至其得意处,即事长吟,发扬蹈厉,殆不暇斤斤于一字一句之工拙”(见程千帆《唐音阁吟稿序》)。今观先生联语,其亦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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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松林先生联墨  

 

值得一提的是,霍松林先生还喜作长联。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少年抄写《楹联丛话》时,受到孙髯翁昆明大观楼长联的影响。他曾说“幼年读梁章钜《楹联丛话》,见‘海内第一长联’,口诵神驰,做诗云:‘万顷碧波来眼底,何时得上大观楼’”(见《霍松林影记》第三八页)。后来,到1979年春,他特意借机来到大观楼前近地观摩。还有一次,再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试观大观楼长联,先展开‘五百里滇池’的空间画卷,再涌现‘数千年往事’的时间长河,便可悟出作者匠心独运的艺术构思了”(见西安晚报《又是春联大热时——霍松林教授畅谈楹联文化》),可见霍松林先生对此联之情有独钟。在他的传世楹联中,如天水龙园长联、兰州碑林、西安和平门、西安钟楼长联等,均达百字,而所作常德春申楼长联,更达二百余字。撰写长联时,霍松林先生往往融会其驾驭诗词、骈赋的能力,所作长联往往骈散结合,韵味十足,又不失楹联基本特征。如那副著名的西安钟楼长联:

八水绕西都,自轩圣奠基而后,周龙兴,秦虎视,汉振天声,唐昌伟业,猗欤盛哉!赖雍土滋根,繁荣华胄,历五千载治乱兴衰,古国犹存,继往开来张正气;

四关通异域,迨清廷败绩以还,俄蚕食,日鲸吞,英驱海舰,美纵骄兵,呜呼危矣!喜延河秣马,再造神州,集十亿人经营创建,新风蔚起,图强致富展宏猷。

此联读来真有大国风范,大匠手笔!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包括这副联在内,霍松林先生的许多已经刊挂的联作,都是自撰自书,可以说,他亦是当今联墨双修的一位名家。著名书法家茹桂就曾评价西安钟楼联说:“擘窠大字,为秀劲遒丽的行草,运笔不作夸饰,而姿态自然充盈。字与句,同出霍师一人之手,堪称双美”(见深圳晚报《霍松林与〈唐音阁杂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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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松林先生书作 

 

撰联、书联之余,霍松林先生也关心联坛活动,参与楹联教育与宣传普及。他不仅常年担任陕西省楹联学会名誉会长、甘肃省楹联学会顾问、全国百诗百联大赛顾问等职,还热心扶持甘肃、陕西他的第一和第二故乡的楹联事业,凡学会有题字、作序、评审诸事,先生皆能允诺,并尽心扶持。此外,他还自编或主持编纂了《霍松林诗文词联书法选》《西安大慈恩寺玄奘三藏院楹联书法作品集》等楹联书籍。教学中,他还时常鼓励学生了解楹联文化,并进行楹联创作。早在文革中,他就因夸学生诗词楹联写得好,说“看来我们的古典文学教学还真帮了学生的忙,发挥了战斗作用。”而因此又被人“揭发”,将此被人无端定为自己的一条要接受批斗的“罪状”(见《霍松林影记》第二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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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楹联理论,自有见解

 

霍松林先生称著于诗坛,并非仅仅因为他是个诗词大家,他还是一位诗词理论研究名家;同样,先生于楹联也不仅仅是一位创作型联家,他亦曾在楹联理论上有所建树。先生身前曾发表《对句、楹联仍有生命力》、《卦台山匾联的解释》等专题楹联研究文章,并曾通过接受华商报、西安晚报、南方都市报、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媒体采访,多次谈及自己对于楹联艺术的认识。有关采访稿《又是春联大热时——霍松林教授畅谈楹联文化》、《听霍松林先生讲春联》等,皆可当做楹联理论文章来阅读。此外,他还通过书信、日记、回忆文章等,数次论及这两行文字。

首先是关于楹联的起源于发展,霍松林先生有自己的见解。他先是说到中国“对句”的特性所在:“自然美以对称为要素,因而世界各国文学中都有对句。但由于中国方块汉字一形一音一义的特点,使得对句在中国文学中具有对称美、整齐美和音节美;因而在中国,对句艺术也特别发达,独具特色。其集中表现,乃是骈文、律诗和律赋。”渐而他又指出“楹联”与律诗和律赋之间的区别:“然而正像散文和古诗中往往有对句一样,骈文、律诗和律赋中,也都有单句。纯粹的对句艺术,乃是楹联,即通常所说的‘对子’。”(见霍松林《对句、楹联仍有生命力》)从这里可以看出,霍松林先生尽管是诗词研究权威,但他并没有认同许多所谓“楹联是诗词之附庸”的观点,而是指出在中国独有的对句艺术影响之下,骈文、律诗、律赋、楹联都是各自独立发展成型的。自然,谁也不是谁的附庸,而是对称理论和对句艺术发展到特定阶段,而形成的不同的独立文体。并且霍松林先生进一步指出:“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对句艺术,除了骈文、律诗对句的许多讲究而外,还有集字、集句、嵌字等许多特有的讲究,其用途也更广泛。”(见霍松林《对句、楹联仍有生命力》)与其同门程千帆先生一样,霍松林先生亦不忘为楹联正名。长期以来,因为诗词在传统文学领域相对的“主导地位”影响,故而有不少人认为楹联乃是由律诗所演变,或是“诗之附庸”,或是“诗余”,或是“小玩意儿”。对于这种厚此薄彼的态度,霍松林先生曾经指出,任何一个文体、一种体裁的形成,都有其特定成因,都应该平等对待,他说“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是文艺园地百花齐放的表现……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出于‘偏嗜’、出于‘文人相轻’、出于‘门户之见’、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只肯定某种题材、某种形式、某种风格而否定其他的,也大有人在。但从主要倾向看,提倡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则是我国古代文化,特别是诗论的优良传统。”(见霍松林《文艺散论》第四二页)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霍松林先生给予了楹联应有的正视,并且以一个“诗坛泰斗”的身份给予了楹联艺术极高的评价:“方块汉字的特点既形成了中国的楹联艺术,左顾右盼,珠联璧合;又形成了中国的书法艺术,笔断意连,龙飞凤舞。精美的联语由高水平的书法家书写,用于名胜古迹,则为江山增色;悬于画室书斋,则使蓬荜生辉。施诸各行各业,各种情境,也各有妙用,给人以无穷的审美享受。”(见霍松林《对句、楹联仍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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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松林艺术馆内联墨 

 

1989年岁末,先生受聘为陕西省楹联学会名誉会长,为此,他又贺题了一首370字的五言长诗,诗中对楹联更是尽用溢美之词,而且以诗的形式,就楹联起源、特征、价值等进一步予以论述:“八法创艺术,六书凝智慧。汉字传万祀,形完音义备。一字一音节,音节殊抗坠。一字一词性,词性邑种类。譬如地配天,又如兄偕妹。凤翥媲鸾翔,桃红映柳翠。联想摛翰藻,音义自成对。经史乃散文,俪语亦不废。骈文与律诗,属对尤精粹。孟昶书桃符,新年祝祥瑞。附庸蔚大国,楹联诚可贵。金铿碧玉敲,璧合明珠缀。辞约情意丰,醇美五洲最。龙蛇舞健笔,书艺更相配。雄迈兼俊逸,端严含妩媚。历代出名家,杰作耐寻味……胜迹细品题,江山增彩绘。高手推髯翁,接武期吾辈。早梅欲绽葩,皓雪兆丰岁。愿各舒红笺,豪情吐滂沛。万户换新符,春色溢关内。”需要指出的是,诗中“附庸蔚大国”一句之“附庸”,并非指楹联乃“诗之附庸”的附庸,此处,应是指在作为皇帝的孟昶提倡下,春联(楹联)开始盛行起来。霍松林先生在某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亦曾说:“自孟昶题桃符以后,文人学士便群起效仿,视题春联为雅事,于是题春联之风便逐渐流传。到了发明造纸术之后,春联便由文人墨客书写在纸制条幅上然后悬挂,进而再发展到人们用红纸书写并张贴于门亭与厅堂。”(见中国社会科学网《听霍松林先生讲春联》)

霍松林先生一直注重楹联的规范化、精品化创作,他认为:“在今天,不作骈文、律诗、律赋、楹联,完全有自由;因为考大学、评职称,都与此无关。然而近数年来,诗词学会、楹联学会已遍及全国,作者之众,作品之多,可谓惊人。好作品的确有,说明律诗、楹联仍有生命力;然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毕竟太小了!因此我个人认为:不作律诗、楹联,确有自由;但如果自觉自愿地作律诗、作楹联,却不认真讲究对句艺术,又如何能有佳作出现?”(见霍松林《对句、楹联仍有生命力》)某次,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楹联是一种独特的对句艺术,对仗必须工稳。在对仗工稳的前提下,再追求典雅、雄浑、壮阔、绮丽、婉转、含蓄等各种艺术境界,才能产生佳联。由于楹联字数少,所以必须词约而意丰、言简而味长,起码要避免合掌。今人所作的名胜古迹联多有合掌的毛病,对仗虽工而意思单薄,何能为江山增色?如果对仗不工而又合掌,就更等而下之,算不得对联了。楹联还有严格的平仄要求,满足了这种要求,才有音调之美。我觉得,大众化的普及性的春联可以在平仄方面放宽一些,但挂在名胜古迹景点的楹联一定要讲平仄。今人所作名胜古迹联,有一些也违反了平仄律,读起来很拗口。”(见西安晚报《又是春联大热时——霍松林教授畅谈楹联文化》)他是这么说,也这么做的。某次,看见西安钟楼上悬挂着一副违律楹联,霍松林先生毫不留情面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这是一副对仗不工、平仄不调的‘病联’”,体现了一位楹联家的品性操守。在他看来,楹联格律工整,这是最起码的前提。

他还指出:“楹联的特点是:一要贴切,二要对仗工稳,三要平仄协调,在此基础上追求命意深远、表述生动。”他以自己为家乡天水卦台山所作楹联“纳皮兴嫁娶,结网教畋渔,渭河犹奏立基乐;设象契神明,布爻穷变化,陇坂长留画卦台”进一步解释说:“为天水渭南乡卦台山的伏羲庙作楹联,当然首先要切伏羲的事,但光切伏羲的事,那就显得一般化,任何地方的伏羲庙都能用;因此,还须切伏羲之事发生的地。寥寥数语、既要切事,又要切地,还必须讲对仗,调平仄,难度不算小,所以这副楹联只达到了基本要求。”(见霍松林《卦台山匾联的解释》)其实,为了达到这一他所说的“基本要求”,霍松林先生用了足足两千字,就此联逐字进行了解释,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映证他所说写联的第一要务,当是“贴切”。然先生并不刻意追求,他也以此联为例,指出单纯追求“贴切”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为卦台山伏羲庙作的这一副把伏羲氏的重要贡献都写了进去,比较质实,生动性差一些。”即通常所谓,只追求贴切,则联易实,生动不足;而只追求意境文采,则联易浮,主题又不紧扣。这也是写联之人,往往最难两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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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松林获首届“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  

 

新时期,关于诗词、楹联声韵问题,曾引发一场跨世纪的大讨论,许多人为诗联创作到底要平水韵古四声还是普通话今声而争论不休。这期间,霍松林先生与诗联名家孙轶青、马萧萧、星汉、尹贤等诸位先生都提出“不可轻易否定新声”的观点,为此他曾言道:“我有个观点,提倡‘今声今用’,用普通话做诗做联,这样有利于这些艺术形式的广泛普及。用普通话做诗做联,运用得好,同样会有较高的艺术性”(见西安晚报《又是春联大热时——霍松林教授畅谈楹联文化》)。在这几位文坛耆宿的影响下,最终引导整个诗词楹联界,达成了古声今声“双轨并行”的基本共识及现状。笔者为此曾做过一个统计,在2014年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征联比赛中,坚持“双轨制”的占到92.75%,同时,我们注意到,截止2013年,我国能用普通话交流的人已经达到70%,但这些人中,能够熟悉掌握古声韵的估计尚不足百万分之一。可见,新声的普及是大趋势,而且“古今并存,双轨并行”无疑也将是今后主流。由此可见,霍松林先生年届九旬尚能有如此认识,应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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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友交往,念念不忘

 

梳理霍松林先生关于楹联的点滴往事,会发现在他的身边,一直聚集着一些“楹联家”朋友,从晚清到民国,在到如今,他们之间以联为谊,代有佳话。

首先是晚清进士任其昌(士言),乡人谥之“文介”,有“陇南文宗”之称,他及其子任承允,皆为晚清陇右知名的联家,有不少楹联佳作传世。他们喜联好联,直接影响到霍松林先生之父霍众特。前面写道,霍众特先生十分喜联,他对自己儿子的影响是最直接的。所以钱仲联先生会说霍松林先生是“继其昌先生再传衣钵,实大声宏”(见钱仲联《唐音阁吟稿序》),这“衣钵”中,应该也有楹联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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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的陇南书院

 

据霍松林先生自叙,他在中学时,已与乡前辈冯国瑞、汪剑平等相交。冯、汪二公,亦是乡贤联家。1945年,霍松林先生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其时汪辟疆、胡小石、陈匪石、卢冀野、朱东润等名师云集,各有专精。他回忆:“我结合听课,对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哲学、美学、诗学、词学、曲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等都刻苦钻研,略窥门径,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和诗词散文,在各大报刊上发表”(见霍松林《松林回忆录》)。这些拜在名师门下的经历,为其楹联创作与研究质的提升,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课余在南京,他还同老师同学一起结社写诗联,又与乡人邓宝珊、王新令相从。而名将邓宝珊,亦是一位有自己联集的近代楹联名家。1949年前两三年,霍松林先生还与后来旅居台湾的楹联大家成惕轩相从过甚(见霍松林《唐音阁吟稿后记》)。成惕轩先生被认为是当代台湾联坛的“扛鼎之人”,只是目前资料有限,惜未见到他当年同霍松林先生之间直接的“楹联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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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为霍松林先生题写的“唐音阁”

 

大学同门程千帆先生同样重视楹联,且二人相交甚笃。霍松林先生曾说:“我是研究唐诗的,自己也作诗,所以千帆先生送我个‘唐音阁’的斋名”(见霍松林《唐音阁吟稿后记》)。程先生去世时,他亲书挽联:“鸿儒兴汉学,桃李无言,自有遗书传后代;大笔赞唐音,蓬荜有字,每观斋榜忆同门。”他和程千帆先生一样,一有机会总不忘强调楹联区别于诗词等文体的独立属性,不忘为楹联正名,也在呼吁楹联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待遇,可谓一对“知音”。1979年春,他们还曾一同赴昆明,寻访过大观楼长联。

然而世人最津津乐道的,是霍松林先生与于右任先生的忘年之交。不过,鲜为人知的是,这其中,楹联也是一条重要的纽带。自1947年与霍松林先生见面后,身为国民党监察院院长,又是海内书法大家的于右任逢人便说,“霍松林这个青年人,是我们西北少见的人才!”两人的友谊也即从那时开始。霍松林先生还凭借于公资助,完成了南京中央大学的学业。相处中,二人诗文唱和不少,间有联语创作,所幸被霍松林先生记录下来。如1949年初,霍松林先生随于右任赴广州,看他给陈少白墓即兴题写一联:“中山三友;外海一人。”于右任向他解释说,孙中山与陈少白、杨鹤龄、尢少纨四人被清廷认作“四大贼寇”,对孙中山而言,其余三人便称得上“三友”;而少白故居和墓地又均在广东新会,不称新会,称作外海,是为了和“中山”二字形成工对。霍松林先生不禁感慨:“这副对联何等之工!作对联不仅要工,而且要切”(见霍松林《忆于右任先生在广州》)。1948年前后,于右任因身体不适,还多次请霍松林先生代他集联,便于他书赠他人。其联作中如集《兰亭序》的“崇山怀万有;大水会群流”,“放怀宇宙外;得气山水间”、“舍趣同天地;咏言系古今”;集《东方朔画像赞》的“雄风盖百世;大度包群伦”,“宏图开万世;大通定中原”,“垂言弘大道;济世尽天功”等,皆为松林之手笔。于公也曾集兰亭字一联,书赠霍父:“圣人心日月;仁者寿山河。”霍松林先生将这些经历写进了他的《敏求斋随笔》,发表在1948年4月的《和平日报》副刊,并认为于右任此联,与他之前代作的那些集句联相比,“雄浑博大,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计也。‘文如其人’,可不勉乎?”(见霍松林《于右任嘱集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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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题赠霍松林先生的照片

 

据霍松林先生回忆,于右任身前时常集联赠人,这位民国书法大家写起字来也总是撩须挽袖,颇有风范。他还记得于右任写过一首诗:“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对联,不知泪湿枕。”可见于公在这方面下得功夫,也非同一般。此时,于右任还让他见过抗战时期,为其家乡天水麦积山作过的一联:“艺并莫高窟;文传庾子山。”但此联几经坎坷,未能刻挂。直到1993年,在霍松林先生的建议下,由其同乡冯国璘先生资助,他才亲手在麦积山前立下了《于右任撰书麦积山石窟楹联碑记》一文以为纪念(见霍松林《忆髯翁答〈中国书法〉记者李廷华问》)。

文革中,因和于右任的这段交往,霍松林先生被冠以“‘战犯’于右任”的亲信挨整批斗;后来他收到友人从台湾捎来的一张照片,这是若干年前于右任八十大寿时拍摄,当时他选取一些赠给亲友,但没有忘了这位已经三十年没见面的忘年交。1997年,世风好转,霍松林先生又以感激之情写下《三原于右任纪念碑记》。一开头就直言:“夫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有其一,即可不朽。而于右任先生则兼而有之,故辞世已三十余年,而人皆怀念不忘也”(见霍松林《唐音阁杂俎》)。2015年,三十六卷巨帙《于右任书法全集》举行出版座谈会,已经94岁高龄的霍松林先生亲笔撰书一联:“千秋书史开新派;一代诗坛唱大风”,以示对于右任的怀念之情。这副楹联,或许也是霍松林先生在楹联创作方面的最后绝笔。

 

结 语

 

2014年,笔者在《三秦楹联流派及其创作风格》一文中,正式提出霍松林先生应是当代三秦楹联界的代表性楹联家之一。2016年,中国楹联学会在甘肃舟曲举办“一带一路”中国楹联文化高峰论坛,会上,笔者再次提出,霍松林先生是甘肃楹联从民国以来到新时期薪火相传的代表性联家之一。在甘肃是这样,在他的第二故乡陕西,楹联界亦是如此认为。毫无疑问,霍松林先生是西北楹联,乃至当代楹联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位大家。

此文草成时,恰值先生入殓之时,不禁忆起他题家乡琥珀中学一联:“渭水西来,不畏长途奔大海;龙山东峙,须登极顶望尧天。”在楹联艺术这块园地,他亦能“每登极顶”,令我们仰望。正可谓:渭水西来,龙山东峙,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先生入殓之日,乡晚辈草成于皋兰山下寓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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