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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韫良联语窥贵州清末对联文化氛围

2018-03-21 19:28:16唐一笑黔人文艺 0条评论

贵州一代楹联大家刘韫良留给后世过多待解的谜团,尤其他的身世,迄今尚扑朔迷离。笔者多年前便开始关注刘韫良,从多个角度欲向其靠近,聆听他真实的声音。最近重读《壶隐斋联语类编》,从另一个侧面走进刘韫良。


众所周知,对联在宋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童年,宋元两朝应是对联的酝酿期,“对联天子”朱元璋一声令下,对联脱胎换骨从少年进入成年,从此席卷大江南北。贵州地处西南边陲,远离文化发达的中原、燕赵、齐鲁和江南,毗邻的巴蜀、楚湘两种邻家文化能够影响多少,也是一个抽象的调查考卷。可别忘了,贵州本汉人移民大省,当年江南的花灯戏能够在贵州扎根,相信文化中下里巴人的对联自然也能够在贵州大地生根发芽。从刘韫良联语里,我们不禁感叹,贵州的对联文化及其文化氛围其实非但不弱而且浓醇,宛若国酒茅台一样的正宗地道。


诚然,刘韫良为数不少的关于贵州名胜古迹的联作,不足以说明贵州清末对联文化的整体情况,苛刻的一个层面,表明其人嗜好对联,喜欢创作而已。但从《壶隐斋联语类编》卷七开始,便可以看见贵州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了。


该联著中洋洋可观的题咏、酬赠类对联,有刘韫良主动撰书后赠与他人的,有他人找上门来索取的,也有刘韫良闲暇之余写给自己的。关键在第二种现象。身份有农、工、商、宦、儒、僧、道,对象有家人、亲戚、朋友、师长、门生、晚辈等。其中有慕其名请第三者来索句的,所谓臭味相投者,刘韫良敬之;而附庸风雅者,刘韫良似乎又驳不下面子。有时更借题发挥,把人修理一番。如165页《题赠香昙居士》:“佛法本空空,辟佛固非,佞佛尤非,佛心即在人心,劝尔何须将佛佞;仙传原了了,修仙甚易,登仙更易,仙品迥殊凡品,看侬还可把仙登。”。自注曰:“居士重释勤道,作此讽之”。假若居士没文化品位,简直在遭“刘太史”揶揄;假若居士品出其中味道,也只能当众尴尬,哑巴吃黄连罢了。


刘韫良幼年曾经与朋友饮酒吟唱于某花园,获得主人青睐。后来,该园主出外任官便一直没有返回,却致函刘韫良撰联,刘题曰:“诗酒有余欢,更歌征桃叶,笛倚梅花,忆阿侬前身飞到;亭台无俗韵,奈蝶梦寻春,莺声唤晓,问主人何日归来?”(P142)


张铁舟在陈氏教席,刘韫良代笔题陈氏黹经草堂:“最富让山家,绝爱他金摘枇杷、珠炊薏苡;能文夸稚子,还学我诗吟芍药、字肄芭蕉。”(P151)


了尘系贵州晚清著名高僧,擅诗文,与刘韫良友善,多种佛法活动由刘撰联。如P168《题义粥所》、P174《了尘上人击幽明钟法坛》、P181《代了尘上人题戒堂》、P183《了尘禅友焚指祈雨代题经坛》、P186《题了尘禅友代黔消灾全诵藏经经法坛》、P230《代了尘上人挽蒋提军宗汉》等等。了尘乃一代儒僧,刘韫良亦一时名流,二人出面与配合,一则影响非凡,二则相得益彰。挽贵州提督蒋宗汉的对联,系107言(214字)长联,上联追溯蒋的勋业及气慨,下联悼之动情,联语虽长却字字珠玑,容情义于其间而不落俗套,可谓鸿篇巨制,杰构佳作,为人称颂。


晚清,慈禧太后寿典曾轰动全世界,作为清廷知名的贫困大省贵州,也不遗余力的大肆渲染。贵阳乃贵州首府,具有一定表率功效,尤引人瞩目。光绪20年慈禧60大寿,据相关文献记载,早在前两年,便有臣子开始着手营造了。贵阳高调举行庆典,省府县三级联袂打造,把一个不大不小的贵阳打扮得红红火火,一派缤纷景象。对联作为一种喜庆的载体,这时候自然要表现个淋漓尽致。据不完全统计,刘韫良共创作127副寿联,运用于贵阳城内外不同地方。联语字数长短不等,创作手法不拘一格。一个显著特征,多为鹤顶格。10年后慈禧的70大寿,贵阳仍举行大型庆典,惜风光不再,明显逊色许多。这次刘韫良撰联9副,用于重大场所而已,未及10年前遍布大街小巷。数年后,光绪帝与西太后先后崩猝,贵阳筑起孝坛、经坛等隆重悼念,刘韫良受命再撰联25副。围绕慈禧的这三桩盛典,刘韫良可谓全盘负责题撰联语,占尽风流。可想而知,假若没有一定的文化氛围和基础,地方大小官员即使有心借助对联烘托,也难以如此大张旗鼓。同时折射出慈禧的淫威所至。


无论寿诞、婚嫁庆贺,还是哀挽、题赠之类,《壶隐斋联语类编》均令人目不暇给。不一一列举。


在“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的封建时代,女性无论生活还是行动均受过多限制,识字多为奢侈。据统计,解放前贵州女性受教育的比例不足10%;历史上贵州女性能文工诗的屈指可数。两项比例均明显低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但从刘韫良联语里,不难感觉到清末贵阳“才女”不居少数。“女史”本官名,以后成为对知识女子的一种称呼。刘韫良笔下,有直接称呼为“女史”的“玉云女史”(P167);擅长诗文者,有P211提及的“杨宜人”;P218挽王氏女郎称“女郎工诗善画,才胜乃兄”;P219挽郎玉娟女郎亦说“善文词,工书画,兼善音律”;P221挽王宜人时道“宜人色美,工诗”;挽梅氏女郎引出一段伤感往事:“女郎美而慧,工诗。余回里续娶,有媒作合,将下玉镜台矣,讵为乃兄所阻,女郎旋以抑郁亡。其绝命词和余原韵云:‘梅仙纵许称佳偶,红叶何从寄玉郎’。与余议婚时,有‘让尔梅仙清更雅,天留佳偶待刘郎’之句也。”;P225代笔挽韩氏女郎道“女郎善画”;P230《代内子挽其业师金贞女》注曰:贞女“学富而文优……著有诗文集……”;P236挽陆氏女郎称“女郎工词翰”。如此之众,客观说明贵阳为全省都会,人文荟萃,涌现的女诗人也较其他地区为多,一个侧面验证了众所周知的以许秀贞为代表的“许家姑姪”,不过其中佼佼者而已。


明、清读书人以四书为时文,科考涉及作诗,以声韵作为启蒙,所谓的“对对子”势在必行。贵州在明清两代,通过科举考试创造了“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状元)、一探花”的骄人成绩,以“万马如龙出贵州”之势,令中原瞩目。许多人对对联情有独钟,且有一定建树。众所熟知的周渔璜、莫友芝、陈文政、司炳煃等均为其中杰出者。


对联文化需要氛围,也就是一定的群体,假如仅仅个别现象,无非鹤立鸡群。从刘韫良的《壶隐斋联语类编》中,我们不难看出对联在贵州的影响力与群众性:上至宦游入黔的封疆大吏(著名的如汪炳璈、李经羲等)。今天,我们游览甲秀楼景区,即可欣赏到汪炳璈的一副对联:“水从碧玉环中出;人在青莲瓣里行。”本土楹联家,有李元国、莫庭芝、陈文政、陈矩、司炳煃、任志清等,其中,陈文政所题贵阳图云关道旁亭和通济桥溪山一曲亭,两副楹联百余年来为世人所传诵,联语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获得国内专家一致好评,成为国内名胜名佳联。


    如果说向义的《贵山联语》注重于省内山川联语的搜集,以联记人;那么,刘韫良的《壶隐斋联语类编》就如实记录下当时贵州尤其贵阳楹联文化的民俗风貌和社会形态,为我们找到一条引以为豪的“贵州楹联文化”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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