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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起源考证

2018-02-27 23:09:07刘锋联都楹联文化研究中心 0条评论

【摘  要】本文主要说明二个问题:其一是提出了考证(和辨误)对联起源时所应该遵循的标准;这个标准大旨有两条,即:必须是对联,所依据的文献必须可靠。其二是用上述标准对四个持之有据的对联起源说进行了考辨,支持梁章鉅所持的对联起源于五代●蜀●孟昶说;同时也期待新的对联起源说出现。


一、引言


对联究竟起于何时呢?这是个问题。关于对联的起源,有种种讨论;这些论点若按年代划分,可有两种:


一种是清人关于对联起源的讨论;


另一种是当代人关于对联起源的讨论。


清人的论点有二个:


一个是梁章鉅所持的起源于五代●蜀●孟昶说;


另一个是谭嗣同所持的起源于南朝●宋●刘孝绰说。


当代人关于对联起源的讨论特别热烈,有很多新论点,其中较主要的有持晋起源说,有持唐起源说。因此,如何认定,如何判断,这就要求有一比较科学的、规范的标准。


二  对联起源的界定条件


由于各种论点、相关论据及其所举文献,种种不一。因此,若要论定一副对联是最早的对联,或者说是对联的起源,就必须经过综合分析。要分析就要有比较科学的规则:


1、必须是对联,这要通过二个方面来考察:


(1)对联是独立的文体。因此需要把对联和古诗和骈文中的对偶句分辨清楚;把对联和律诗中的律句分辨清楚;把对联和诗歌的联句分辨清楚;


(2)必须是独立的对联创作;因此需要把对联和所谓的摘句联分清楚。


2、记载对联的文献具有可靠性。这要通过几个方面来考察:


(1)不是孤证,所谓孤证不立;


(2)文献应该是当代人记载的,或者记载的时代比较接近,或者这些文献有清晰的脉胳构成证据链;


(3)应具有史学价值,或者为权威史学著作所采信,等等。


   因此任何一种说法都应当符合上述条件。


三、对联的几个主要起源及其考证


1、五代孟昶起源说考证


关于对联的起源,主流的看法还是认为:最早的对联是五代时后蜀孟昶的桃符题词。


根据(宋)张唐英的《蜀梼杌》一书记载:“蜀未归宋(后蜀广政27年,即公元964年)之前,昶令学士辛(幸)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张唐英(1028~1071)是宋代四川新津人,《蜀梼杌》是他所编撰的前、后蜀两朝80来年史实之记录。


另据(宋)黄修复的《茅亭客话》,其中‘蜀先兆’一节载:“先是,蜀主每歳除日,诸宫门各 给桃符一对,俾题元亨利正四字。时伪太子善书札,选本宫策勲府桃符亲自题曰天垂余庆、地接长春八字,以为词翰之美也。至是,吕公名余庆,太祖皇帝诞圣节号 长春,天垂地接,先兆皎然。国之兴替,固前定矣。”《茅亭客话》计十卷,作者黄休复是宋初人,生平不评,此编乃杂录其所见闻。始于王(前蜀)、孟(后蜀)二氏,终于宋真宗时,皆蜀中轶事,无一条旁涉他郡。黄休复还著有《益州名画录》。


张唐英和黄休复都是宋初人,距后蜀灭亡未远,所记当比较真实,所以宋史採信了。据宋史《宋史卷479·西蜀孟氏世家》载云:“初,昶在蜀专务奢靡,为七宝溺器,他物称是。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末年,学士辛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太祖命吕余庆知成都府,而‘长春’乃圣节名也。”


于是梁章钜在《楹联丛话》卷一“故事”中,开篇就写明:“尝闻纪文达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但宋以来,春帖子多用绝句,其必以对语,朱笺书之者,则不知始于何时也。按《蜀梼杌》云: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此在当时为语讖,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注意宋史记载:“每岁除,命学士为词,……末年,……,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 这就是说春联己写了一些时候了。因此梁章钜在文中也留下一个予期:“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这是审慎的,也是科学的。同时也启迪了后代联人去寻源。


2、南朝刘孝绰起源说考证


支持南朝刘孝绰起源说的是谭嗣同,他不同意纪盷(字晓岚,谥文达)对联起自五代●蜀●孟昶说,指出:“纪文达言楹联始蜀孟昶‘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十字。考宋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其门曰:‘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三妹令娴续曰:’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此虽似诗,而语皆骈丽,又题于门,自为联语之权舆矣”。(谭嗣同的《石菊影庐笔识》) 谭的认定是:虽似诗但是联语。


刘孝绰应为梁朝人,谭说不确。刘孝绰(481-539)字孝绰,本名冉,小字阿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载入《梁书》卷33列传第27(王僧孺 张率 刘孝绰 王筠列传) 。


有人认为谭说或源于《诚斋杂记》。据《四庫全書總目》所载:《誠齋雜記》二卷,内府藏本,舊本題元林坤撰。前有永嘉周達觀序,稱坤字載卿,會稽人。曾官翰林,所著書凡十二種,此乃其一。誠齋,坤所自號也。四庫全書对它的评价不高:“……中皆剽掇各家小說,餖飣割裂,而不著出典。……其弇陋可知也。”


又据《诚斋杂记》卷下所载:“孝綽屏門不出,為詩十字,以題其門。曰:‘閉戶罷慶弔,高卧謝公卿。’令嫺續之曰:‘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


其实,《诚斋杂记》写得很清楚,‘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分明是诗,而不是对联。若是从韵脚看:卿和生押韵。我们知道诗押韵,对联无韵。


更淮确些说,‘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是联句。联句是古代作诗的方式之一。方法是由两人或多人共作一诗,大抵为一人作一句或二句或四句,联结成篇。晋宋时已不少人作诗用“联句”,今存陶渊明、鲍照、谢朓等人诗作中均有此种形式。据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又如联句一种,韩、孟多用古体;惟香山与裴度、李绛、李绅、杨嗣复、刘禹锡、王起、张籍皆用五言排律,此亦创体。”


下面是一些联句的例子,载于《全唐诗》,读者可参看。


例1  《康錄事宅送僧》聯句 


蓮衣宜著雨,竹錫好隨雲。(皎然)

見鶴還應養,逢鷗自作群。(崔子向)


例2  《與羅隱之》聯句


一壺天上有名物,兩個世間無事人。(鄭遨)

醉卻隱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真。(羅隱之)


例3  《喜晝公尋山回相遇》聯句 


幾年無此會,今日喜相從。(潘述)

後夏仍多病,前書達幾封。(皎然)


水華迎暮雨,松吹引疏鐘。(皎然)

出谷隨初月,尋僧說五峰。(潘述)


例4  《八月十五夜宣上人獨遊安國寺山庭院步人遲…乘興》聯句 


九重城接天花界,三五秋生一夜風。(廣宣)

行聽漏聲雲散後,遙聞天語月明中。(廣宣)


含涼閣迥通仙掖,承露盤高出上宮。(李益)

誰問獨愁門外客,清談不與此宵同。(李益)


如果读者还有兴趣,可参读《红楼梦》第76回“凹晶馆联诗悲寂寞”,林黛玉和史湘云以及妙玉联句大赛,其中的名句是‘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 全诗有很多对句,例如‘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谁言’,若有好事者将此书于扇面,并说是对联,而且说是唐代的,可能就会使我们忙乱一气吧。


3、西晋陆云起源说考证


认为对联起源于西晋陆云的是当代人。支持这一说法的是常江教授。常江依据的是《晋书·列传24·陆云》。他在《对联知识手册》说:(陆)云与荀隐素未相识,尝会(张)华坐。华曰:“今日相遇,可勿为常谈。”云因抗手曰:“云间(指今上海)陆士龙。”隐曰:“日下(指今洛阳)荀鸣鹤。”


《晋书》计130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其作者是唐初名相房玄龄和褚遂良等,当然是信史。


常江认为:这一则发生在文学家张华家中的文坛轶事,是中国对联史上重要的一笔。陆云(字士龙)与荀隐(字鸣鹤)所对的,不是诗,而是联,应视为正史最早的关于对对子的记载。二人本不相识,出对求偶,与至今人们对对子所具有的斗智情绪相仿,且出句确有难度,整个对句运用嵌姓名、借音(借陆为鹿,借士为是,除通报了姓名外,还构成另一意思为“云间陆士龙”。)、字形分离(日在荀字之下,除通报了姓名外,还构成另一意思为“日下荀鸣鹤”。)等多种手法,是艺术性很强的对子。


反对这一说法的是余德泉教授。余德泉在《对联通》说:有人把对联的产生定在西晋,谓“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即是我国最早的对联。这也是难以令人接受的。《野客丛谈》卷25称之为“不期对而对”的产物,正说明这两句之合于对仗,不过是二人自报家门时的一种偶合罢了。


余德泉依据的是《野客丛谈》。检读《野客丛谈》卷25之‘古人對偶’ 一条,全文如下:


“《石林詩話》雲: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為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乃知此體,不待沈約而後能也。仆謂晉魏以前對偶之語,不為無之。然出於自然,不期對而自對,非如後人牽強紐合以為工也。孔融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其氣質為如何?《毛詩》不必問,只如《虞書》,元首明對股肱良,便已親的。”


《野客叢書》是宋人王楙(1151—1223)所作。此书在宋人的学術筆記當中是比較著名的一種。王楙,宇勉夫,少孤,力學。疏食布衣,絕意仕進,隱居讀書著述,時人稱之為‘講書君’。所著惟《野客叢書》三十卷傳世。


细细体味《野客叢書》之语,有二点体会:一是王楙认为‘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虽是‘相謔之辭’,确是对偶之语,且出现在沈约诗歌声律之前;己含有对仗的诗。若理解成律诗中对仗之先声,并无不妥。二是“不期对而对”是指对仗‘出於自然’, 而且‘非如後人牽強紐合以為工也’。


另据《世说新语(下卷)•排调(第二十五》所载:“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张华)坐。张令其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世说新语》是记载从东汉到南朝●宋时有关的人物轶事的杂史。作者是南朝●宋●刘义庆(公元403年~公元444年),南朝●梁●刘峻(字孝标)作注。看其初衷,“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 则既不是作诗,更不是作联。可看作是清谈大话。


从时代来看,《晋书》出于初唐,《野客丛谈》出于南宋,《世说新语》出于南朝●宋时;因此《晋书》和《野客丛谈》均本于《世说新语》。然而也有不同:《晋书》是史书,採信《世说新语》之说,所以和《世说新语》全同;而《野客丛谈》是笔记,内容来自《世说新语》,次序却颠倒了。也许这就是史书和笔记的区别。


试细读三书:《晋书》和《世说新语》全同,陆云先自称:‘云间陆士龙。’荀后答复:‘日下荀鸣鹤。’”若按常理,上句句脚为平,下句句脚为仄;不能看作对联,也不能看作诗句。《野客丛谈》将上下句颠倒,作‘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因此成了上句句脚为仄,下句句脚为平;正是为了适应诗歌的格律要求,想用来说明:“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知此體,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这倒作了不是对联的一个明证。


我一直思考,陆云为何如此高调自报家门?陆云(262~303年)字士龙,晋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六岁能属文。少与兄(陆)机齐名,号曰‘二陆’。吴郡陆氏是当时江东地区最为显赫的家族之一。三国●吴时,陆氏一门有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尤其是二陆之祖陆逊、父陆抗都是吴国重臣。


晋灭吴后,二陆隐居达十年。终于在西晋太康十年(289年)离家入洛。入洛后,大受欢迎,一时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谣。然而西晋统一之初,北人鄙视南人为“亡国之余”,南人则有丧亲亡国之痛。姜亮夫先生在《陆平原年谱》太康十年条的案语中指 出:“中原人士,素轻吴、楚之士,以为亡国之余,……,故于机兄弟不免于歧视,故兄弟悔此一往也。”可见南北之争是很激烈的。


作为江东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陆机、陆云兄弟很为自己祖辈、父辈感到骄傲,然而现实是如此的不堪,内心痛苦可想而知。居然还出现了卢志当众羞辱陆氏兄弟之事。据《世说新语●方正》载:“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君于卢毓、卢廷。’……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耳。”


卢志是什么人?卢志字子道,范阳涿(今河北涿县)人。始为(西晋)成都王(司马)颖谘议参军,后曾任卫尉卿、尚书郎。其少年好学,朝夕惟焚香读书,尝与书盟曰;“誓与此君共老。”(详見《晋书卢志传》)。


卢志是北人。南北之争激烈如此。现在我们来理解这二句话,‘雲間陸士龍’的潛台词是:我是吴国的陆士龙;同样‘日下荀鳴鶴’的潛台词是:我是晋国的荀鸣鹤;一副胜利的姿态,昭然若揭。因此‘雲間陸士龍’和‘日下荀鳴鶴’ 不仅不能看作对联,也不能看作诗歌,若是看成外交语言针锋相对则更为适当。


4、唐代敦煌遗书起源说考证


认为对联起源于唐代敦煌遗书,是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谭蝉雪。谭蝉雪在1991年4期《文史知识》发表文章《我国最早的楹联》。作者是根据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现存英国的《敦煌遗书》斯坦因劫经第0610号所录的文字,推论出楹联产生于盛唐。文字如下:


岁日:


三阳始布,四秩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


三阳回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曰:


铜浑初庆垫(轨),玉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回(殓)百殃。

宝鸡能僻(辟)邪,瑞燕解呈祥。

立春回(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


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

回回故往,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月月无灾。

鸡回辟恶,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书门左右,吾傥康哉。


以上文字写在第0610卷背面,前后均无题记。其正面为《启颜录》的抄本,尾题:“开元十一年捌月五日写了,刘丘子投二舅。”


之所以论定是唐代,是因为此尾题“开元十一年捌月五日”,开元是唐玄宗年号,开元十一年即公元723年。


谭文把上述文句认定为楹联的依据有三点,即:第一,“岁日”、“立春日”正是我国传统习俗上写祈福禳灾的时候,时间切合,。第二,文句对偶。第三,根据文中出现:“书门左右” 字样和文句中有对偶句,因此“当为楹联无疑”。因为较孟昶的题词早240年,因此,结论是“可以说敦煌联句是迄今为止,得以保存下来的我国最早的楹联。”


我们认为:对楹联的这种认定是沒有说服力的。也从三点来辨析。


第一,在一段文字中有部分‘文句对偶’的句子并不就是对联。非要作这种认定,那就不是科学的方法了。


仔细分析这些文字,可以发现:按其体例应该是诗。试看:‘岁日’题下有4句,可看作第一首诗;‘又’可看作是同题第2首诗,题下也有4句;按其内容也应该是诗。若将这些文字论定是诗歌,那么,可以看作是4首诗:2首咏岁日,是四言诗;2首咏立春日(立春曰疑误),1首是五言诗;1首是四言诗。若从韵脚分析,这4首各自押韵,更可认定是诗歌。对联通常是不押韵的。


四言诗是古体诗的一种,是我国古代诗歌最早形成的诗体。例如,《诗经》大都是四言体。曹操的《观滄海》、《龟虽寿》都是著名的四言诗。《龟虽寿》有‘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之句,有祈福的意义,也可以作刻辞。北朝的《陇头歌辞》:“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也是四言诗。隋唐以来,四言诗渐少,五言诗兴盛,而司空图作《诗品》二十四则全是四言。


若是认为从诗中摘出符合对仗的句子,就是对联的话,从《诗经》中就能找到,如“山有扶苏,隰有荷花” ;“青青子吟,悠悠我心”。又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那岂不是说,《诗经》是迄今为止,得以保存下来的我国最早的楹联。”这样,那还有什么唐代敦煌遗书起源说呢。


从诗中摘出符合对仗的句子,就是所谓的摘句联。摘句联并不是具有独立意义的对联,而只是诗的一部分。近年有一些人不细加审读,经常将一些从唐诗名句摘下来的摘句联作为通常意义的对联,并认定是对联的起源,那是很不严粛的。


第二,祈福禳灾的文字并不就是楹联,还有玉以及在玉上的刻辞,其中有不少四言的。试看《红楼梦》宝玉的刻辞:“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和金锁上的刻辞“不离不弃,芳龄永继”,都是祈福的。这可能是由早期的禳灾的刻辞演进而来。


在汉代,为了辟邪,或者说为了避免对皇族(刘姓,刘的繁写体是卯金刀构成)不利,出现了一种用玉作为材质的辟邪物件,称为刚卯,并镌有刻辞。当时认为正月和疾日卯过强,须加克制,于是用玉作刚卯和严卯。就目前考古所见,刚卯和严卯出土数量并不多,且均为东汉墓所出,如扬州双山广陵王刘荆及夫人墓中出土的一件玉质严卯、安徽亳县凤凰台一号墓出土的玉质刚卯、严卯各一件,河北景县广川汉墓中出土的一件刚卯。亳县刚卯、严卯两者大小形制相同,呈长方体,类印章,四面刻文字。(文字和《後漢書●志第三十.舆服下》所载略同)如下:


正月:


刚卯既央,灵殳四方。

赤青白黄,四色是当。

帝令祝融,以教夔龙。

蠖刚瘅,莫我敢当。


又曰:


疾日严卯,帝令夔化。

慎玺固伏,伏兹灵殳。

既正既直,既觚既方。

赤疫刚瘅,莫我敢当。


不难看出,敦煌遗书立春日的四言6句文字和刚卯刻辞两者在形式高度一致;从内容上看,也都有禳灾的话头;而且也押韵。所不同的是文字,一俗一文,这大约是用于民间和用于士大夫的不同吧。从时间上看,或可以认定敦煌遗书是刚卯刻辞的延伸。


而且敦煌遗书时间上也有疑问,8月5日应是秋天,写的内容是岁日和立春日;若是认定是春联,三者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都有待解释。


第三,关于对‘书门左右’的解读。‘书门左右’只是全诗的一句,可有四解:其一是将五言诗(立春日)书门;其二是将四言诗(立春日)书门;其三是将四(五)言诗(立春日)中的偶句书门;其四是仅仅是一句诗而己,是假设语气,表示如果将它们写在门之左右是能够辟邪的。我觉得其三的可能性是最少的,其四的可能最大。其一和其二都似指书‘春帖子’。‘春帖子’不是写在门上,是‘书门左右’的。‘春帖子’ 也是诗,正如梁章鉅所言,“但宋以来,春帖子多用绝句,……,则不知始于何时也”。‘春帖子’ 有硏究者认为起于唐代,一直延续到清。据清代吴振 (1792-1870)《养吉斋丛录》载:“立春制春帖子,乾隆初年,首数无定,庚辰后,以五绝二首、七绝一首为率。……又有端五帖子、中秋帖子。”可资佐证。


四 、结论


通过对上述对联的四种起源一一考证,可以认定:谭嗣同所持的起源于南朝●宋●刘孝绰说是不正确的,是把诗歌的联句当成了对联。当代学者所持西晋陆云起源说是不正确的,是把对话当成了对联。当代学者所持唐代敦煌遗书起源说是不正确的,是把刻辞或者诗歌的摘句当成了对联。从现有的资料而言,梁章鉅所持的起源于五代●蜀●孟昶说仍可继续认定为对联起源。较五代更早的起源说尚有待于学者发现和证明。


作者简介:刘锋,中国楹联学会名誉理事,天津市楹联学会副会长。诗联、书法作品多次在全国各级各类赛事中获等级奖。对联作品以集句联、怀古联最有特色,曾13次获 “中国对联创作奖”,曾获“2005年对联中国”大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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