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这位南阳籍的东汉名士，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并称“汉赋四大家”，他模拟班固《两都赋》而创作的《二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是传世的辞赋名篇。但其实他真正广为时人所知的，还在于他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据《后汉书·张衡列传》记载，出生于世家望族的他，从小通晓五经六艺，“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更为难得的是，“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可以说，无论从天赋还是性情来说，他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读书搞研究的好苗子。他发明的候风地动仪，制作精巧，能够准确觉知地震发生的方位，验之如神，名震古今，这在小学课本上，已经作了十分生动的普及。因为在科学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他被后世尊为“木圣”（即“科圣”），为“南阳五圣”之一。月球上有以他命名的环形山，太阳系还有以他命名的小行星，这样一个有着深厚人文情怀的理工男，或者说这样一位被科学事业耽误的文学家，真的是牛出了天际。不得不感慨，像他这样文理兼备而不偏废的人，历史上绝对是凤毛麟角的。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标格清奇、品学兼优、“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崔瑗语）的奇才，却很难在仕途上一逞其襟抱。他的一生，跨越了从章帝到顺帝等六任皇帝，从一开始的郎中、太史令，做到后来的侍中、河间相，乃至尚书，从官职上而言，不能说卑微，但是就抱负而论，也说不上得遇。主客观的因素都有，“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后汉书》），他淡泊名利，秉性忠正，不喜欢、不善于更不屑于去钻营，他在《应闲赋》中更是寄语明志道：“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这是他主观的原因。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东汉，几位皇帝多英年早逝，最短命的殇帝，去世时还不满周岁，加之宦官和外戚干政日益严重，章、和二帝之后，国力盛极而衰，朝政日益腐败，每况愈下，这是客观形势。张衡为侍中时，顺帝“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宦官之做贼心虚和嚣张肆虐，可见一斑。张衡诡对，不敢犯怒明言，固然懂得明哲保身，但这皇帝也是，问这种敏感问题，为什么非得当着众人的面？不会私下召见么？也许有意为之，或者太傻太天真。在这种江河日下的环境里，能够独善其身，而不随波逐流，已经是相当难得了，想要凭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则近乎痴心妄想。更何况，张衡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经尽了进谏警示劝勉的职分。而他在河间相的任上，面对“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的混乱局面，能够“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后汉书》），这说明他还是颇有执政能力和水平的，而非纯粹的书生意气。至于他内心的抑郁和真实想法，则更多只能在其《思玄赋》《骷髅赋》和《归田赋》等诸多文学作品中排遣宣泄出来。

《归田赋》是张衡写的一篇抒情小赋，从内容来看，当是其晚年之作，因仕途不如意，而欲归于田。张衡少无俗志，本就不恋权位，早在《应闲赋》中，就有句云：“庶前训之可钻，聊朝隐乎柱史。”换言之，他认为自己的出仕，也无非是“朝隐”。他在《思玄赋》中有“嘉曾氏之《归耕》兮，慕历陵之钦崟”之句，在《骷髅赋》中同样表达了其对世俗的厌倦，和对“游目于九野，观化乎八方”的向往，包括晚年的上书乞骸骨，他的超脱是深入骨髓贯穿一生的。他本身做的学问研究就是宏观领域的玄元之道，通于阴阳变化，视野开阔，格局高远，加之在经历了政治的残酷和仕途的险恶之后，早已经看透尘世的蝇营狗苟，连“朝隐”的必要也没有了，向往归田无非是求得一方清静而已。

赋文开篇写道：“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前两句既是能力的自谦，也是心迹的自陈。“俟河清乎未期”，说明作者对于世事已经感到绝望，与《思玄赋》系词中的“俟河之清只怀忧”同义，相互印证。“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作者借燕人蔡泽郁郁不得志之际请唐举相面的典故，寄托自己内心怀才不遇的感慨。一句“谅天道之微昧”，与其作《思玄赋》时，“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也是异时同慨。这些都正好可以含蓄地说明作者归田的原因。

在作者的向往中，理想田园生活的自然景观应该是这样的：“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树木丛生，百草丰茂，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这是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轻松与惬意。当此之时，作者可以尽情享受高歌长啸和仰射俯钓的诸般乐趣，正所谓：“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鲨鰡。”和庙堂中处处掣肘如履薄冰的工作环境相比，田园是可以拥有自主权的生活场所，在这里，他可以享受身心的自由和解脱，“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

但作者并未因此而完全放任自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多年的人文修为，早已在他内心建立起一条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中道法则。于是，“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老子的什么遗诫呢？大概是“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等逸豫亡身之类的警示。有鉴于此，作者在适度的游乐之后，回归到住所斋室，弹起五弦琴，深研古代典籍，练书法，搞创作，开始了诸般修身养性的室内活动。可以说，他的隐逸生活，是内外兼修，自然与人文并重的。

从张衡的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来看，他受儒道文化影响颇深，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他将儒、道、易三者贯通为一。他十分推崇扬雄的《太玄经》，曾经用心钻研过它，并对崔瑗说：“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关于《太玄经》，略晚于扬雄的桓谭曾经评介道：“扬雄作玄书，以为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贤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而因附续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元，而扬雄谓之玄。《玄经》三篇，以纪天地人之道，立三体有上中下，如《禹贡》之陈三品。”（《新论》）桓谭对扬雄也是激赏不已，他颇有远见，认为《太玄经》其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桓谭论《太玄》，已经点明其融贯儒、道、易三者的倾向，张衡宗《太玄》，无疑继承并发扬了这种学术主张。至于扬雄，能在生前身后有这两位知音，也算不枉此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