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两用”是我阅读《中国楹联大辞典》时接触到的。这部词典是1991年1月出版，计200余万字，主编为裴国昌先生。这个词出现在该书“理论篇·楹联学概论”的第二章“对联规则及对联的逻辑思维”里，在论述“对联与春联”一小节时，例举了两例唐人酒令，并称它们是“标准的对联”、“趣对”，接着写出一段话：“根据现有的大量对联史料，在很大程度上，对联是从唐诗派生出来的，为数众多的集句联，是从唐诗对偶句中遴选出来的，事实上唐诗与对联是“一体”两用，即整篇(首)称‘诗’，摘出对偶句来单独使用称‘联’，集诗句联，是文人雅士用作社会文化交往的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当时，甚至没有人将它作为实用文体，写在商店里(即后来的行业联)和刻在或挂在古迹上(即后来的名胜联)。在唐代对联被称为楹帖或对句。在五代以前的各种典籍中，没有‘对联’这个名词。被后人习称为春联之祖的五代后蜀主孟昶，将楹帖写在桃符上，春联才正式问世。”这段话内容比较丰富，说出几层意思来。但对我启发最大的是“一体两用”四个字。我理解，这段话明确指出对联和唐诗的关系：唐诗派生出对联，虽然前面加了“在很大程度上”的状语，不十分肯定，但语意还是明白的；派生的路径及其形式是摘句联、集句联；“一体”是指唐诗，“两用”，指用作诗歌和对联，对联是摘句联，即“摘出对偶句来单独使用称‘联’”，我理解，这里的“联”，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律诗中的“律句”和“律联”；集诗句联亦即摘句联的实际用途是社会文化交往，但“甚至没有人将它作为实用文体”来写刻挂，还指出唐代尚没有“对联”的名称，这种对联当时称作“楹帖”或“对句”，点明它和“春联”的关系。
本文就“一体两用”展开论述，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做几点论证，至于文内论点是否站得住脚，提法是否有偏颇，论述是否得体，还望专家学者指正，期望就此与大家共同探讨。
我写这篇文章的主导想法是：唐诗和对联并行走过了孕育、兴起、定型、发展以致兴盛的过程，而唐代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发展期，使得唐诗和对联经过孵化、演化、蜕化诸阶段和多形式、多路径前行，共同走向繁荣；历史大跨度的唐代是近体诗特别是律诗的创立期，而且是兴盛期，唐诗中的“律联”同时也是对联中的“律联”；律联的出现，比春联的历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亦即将对联的历史提前了几百年；在唐代，在由律诗转化而来的摘句律联和集句联而外，独立创作的合律的五言、七言以及多言对联也已出现，并在社会生活中开始使用；“律联”在唐代以后，创作经久不断，成为对联的一个单独品类，称得上对联创作发展史上的“长跑冠军”，而且在诸多具体对联体式中起着骨干分句的作用，“律联”的存在形态呈现“一式双兼”，既是对联大家族中的一员，一个单独种类，同时又是其它联式的重要构成成分；唐代是我国对联产生、发展的重要时期，就律联而言，唐朝可以成为我国对联创作的第一个繁荣期。
从联句到摘句再到律联
唐之立国在618年唐高祖开国，907年唐亡于后梁，共289年。唐朝之前的有长久历史的是汉朝，汉朝五言古体诗兴盛，而唐朝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兴盛，汉唐同为我国诗歌史上重要发展时期。
唐代诗歌最辉煌的当数近体诗。近体诗是与古体诗相对的名词。近体诗分绝句和律诗。绝句有古绝和律绝之分，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二者分别有古绝和律绝的体式。律诗包括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和排律三种。绝句则有五言律绝、五言律诗、七言律绝、七言律诗和排律五种体式。还有一个连带概念，就是格律诗，格律诗包括律诗、律绝、长排。绝与律的区别首先在于句数，绝是四句，律诗八句。古诗和律诗最大区别还在于格律，“律诗”之“律”指的是“格律”，特定的一套规则，主要有平仄格式、对仗要求。古体诗有自己的规则，律诗有自己的格律。律诗的格律明显不同于古体诗规则，一般以对仗和平仄格式来做区别的标志。
唐诗律诗律联的数量基本情况。
古人把律诗的第一二两句叫做首联，第三四两句叫做颔联，第五六两句叫做颈联，第七八两句叫做尾联。一般要求颔联、颈联对仗，也有首联参加对仗、尾联参加对仗，还有只有单联对仗和四联全对仗。律绝对仗，也有四种情形：前两句对、后两句对、全对、全不对。排律要求，除首、尾两联外，中间各联都要对仗。对联较简单，无论多少个分句结构而成的对联，也可以转述为无论多少字构成的长度的对联，必须对仗，属于完全对仗形式。本文所说“律诗”是指带有对仗的格律诗，包括了律诗、律绝、排律。
唐代律诗的数量如何？近读《文汇读书周报》刊载的陈尚君《存世唐诗之多少》介绍，清编《全唐诗》存诗49403首，经过全面校录，去重补遗，大约估计唐诗今数在53000首上下，绝对可靠者大约略过五万首。这其中有多少律诗呢？因没有查到具体数目，特引录沈祖棻所著《唐人七绝诗浅释》引用的数表及其分析来予以说明。
体 裁 时 期
初唐 盛唐 中唐 晚唐
五言古诗 663 1795 2447 561
七言古诗 58 521 1006 193
五言律诗 823 1651 3233 3864
七言律诗 72 300 1848 3683
五言排律 188 329 807 610
七言排律 8 36 26
五言绝句 172 279 1015 674
七言绝句 77 472 2930 3591
所引系施子愉就《全唐诗》中存诗一卷以上的诗人的作品加以统计，制成上表。沈祖棻指出：“大概地说，汉魏六朝是五言古诗独盛的时代。唐代是五七言古近体诗，即古诗与律诗、绝句并盛的时代。但由于律诗、绝句是唐代新成熟的诗体，还加上下面还要谈到的其他原因：例如唐代考试用五言律诗、乐府歌词多用七言绝句等，所以唐代律诗、绝句的数量，就大大地超过了古诗的数量。”她根据上表指出，唐诗中最多的是五言律诗、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三种，五言律诗9571首，如果再加上五言排律就有11505首。七言绝句共计7070首。七言律诗共计5903首。由于这个统计数字的根据只是存诗一卷以上的作品，合计只有33932首，实际上仅当《全唐诗》的总数48900余首的68%左右。她还指出，那些存诗在一卷以下的诗人们的作品，其形式也多数是律诗、绝句，所以，大概律诗和绝句的百分比还要高些。她这里讲到的律诗和绝句“是唐代新成熟的诗体”，所以绝句应是律绝，里面肯定含有一部分带对仗句的绝句。由此推算，律诗占唐诗总数的三分之二强是没有问题的。据此再粗略推算，律诗中的律联当是很大一个数字了。仅以每首律诗有两副对仗联计算，表中的五律、七律中的律联即达到约2.4万副。
唐诗律联存在形态和流布传播形式——联句、摘句。
联句可以说是律诗律联的初始形态。“联句”作为文体概念出现比较早。联句被列为做诗的一种方式，两人以至数人轮流出句，相衔成诗。传说从汉唐就有了联句诗。晋宋时已不少人作诗用“联句”。以后相沿成习，联诗联句成为文人雅士聚会时最常见的风雅之举。唐代用联句作诗的更多，赵翼《瓯北诗话》：“又如联句一种，韩、孟多用古体；惟香山与裴度、李绛、李绅、杨嗣复、刘禹锡、王起、张籍皆用五言排律，此亦创体。”联句作诗初无定式，每人句数韵数加以设定，大家依限依次而作。一般少的一人一句，多的一人四句，后来习惯于用一人出上句，继者须对成一联，再出上句，轮流相续，最后结篇。吴承学、何诗海著《古代文体学要籍叙录（二）》，在论述梁刘勰撰《文心雕龙》文体论内容时，指出“诗分四言、五言、三六杂言、离合、回文、联句等”，清王兆芳撰《文体通释》，将古代文体分为“修学”与“措事”两大类，另有礼辞、联句2体，流通君上、臣下之事。笔者联想，唐代律诗可比喻成墙，它的对仗联可比喻成砖，是先有砖呢，还是先有墙。如果先有砖，那砖打哪儿来的呢？是否从联句来的呢？一人一句，出句对句，如此作律诗，与作对联多么相像啊。据资料，联诗联句一体自西汉起始，晋代多有人用，唐代运用更多，以后一直沿用不绝。
摘句，就是把一篇作品中特别精彩的句子摘出来单独使用。程千帆先生在《关于对联》一文中说：将一篇作品中特别精彩的句子摘出来，单独加以赏析，此风起于六朝，盛于唐。近读2006年第6期《文史知识》所载一篇论说《千载佳句》的文章，有些新启发。《千载佳句》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唐诗名句选，是由日本人编纂的唐诗名句选。全书以两句一联的摘句形式，共选唐诗七言佳句1083联，涉及作者153人，按四时、时节、天象、地理、人事等15部、258门分类编次，句下注明作者及诗题，编纂者是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汉学家大江维时（887-963）。文章作者宋红从中淘宝，发现了四首尚不为人所注意的唐诗逸句，在我读来，几可做对联看待：谷鸟犹衔天乐啭 池荷尚带御衣香（无名 无题）；共向月中分桂后 别从天上领春回；（赵嘏《成名年贺杨严别业圣将擢第》）；万户歌钟清禁近 九天星月碧霄寒（卢栱《和胡金吾寓直》）；三秋别恨攒心里 一夜欢情似梦中（白居易《行简别仙词》）。可不可以这样说呢：这种所选唐诗佳句（尤其是对仗联），就是对联的先声，对联的前身；进一步说，对联是从联句脱化而来，换一种更为形象的说法，联句是为对联搭起的一座最为近便的桥梁。200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宋红校订的《千载佳句》一书，为写作此文，笔者网购一册，阅读感到，其中所选联句大多数为对仗联句。
我对1083联做了分类统计，律联860联，占总数的80%；非律联222联，占总数的20%。有趣的是摘白居易570联，占总数的53%，一半还多。数量排在其后的有：元稹65联，许浑34联，杜孝标30联，杜荀鹤20联，刘禹锡19联。而杜甫才6联，李白3联。这里的律联占比高出上面提到的律诗与《全唐诗》占比68%。
宋红在《千载佳句》“整理说明”中解释大江维时为什么要编纂《千载佳句》时介绍说，大的背景是，自九世纪初起，“汉风”靡漫日本文坛，《千载佳句》二卷，正是应日本诗人规摩汉诗的需要而分类编纂的一部汉诗集句大成。具体原因是，当时的日本上层人士在社会交往中引用、套用唐诗，特别是白居易诗的现象相当普遍，即情即景地吟咏唐诗成为日本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为趋从从这种时尚，寻找捷径学习唐诗者大有人在，这当是《千载佳句》应运而生的直接原因，或许也是《千载佳句》只摘联句，不选全篇的原因之一。此外，《千载佳句》的摘句形式还应与日本传统歌诗和歌的艺术形式有关。这里说明了日本社会需要一个方面，我想，另一方面，应该和白居易和他的诗相关。白居易（772年－846年），中唐著名诗人。他的诗集，去世时估计存诗3330首，今日存世1458首。《千载佳句》编纂时间（897—966），相当于唐末至五代，相较李白、杜甫，白居易要近些。据分析在唐朝当时，白的名气要比李、杜大。他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诗歌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在百家讲坛讲白居易的莫砺锋教授在所著的《莫砺锋评说白居易》一书中说：“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之后最著名的唐代诗人，他的作品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在当时就流传四方，甚至远至海外。”还说到，白居易的诗歌受到日本、新罗等东亚邻国的高度重视，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的地位甚至超过了李白和杜甫。
宋红在《整理说明》中说：“顺便提及：摘句形式可以说远祧汉人赋诗，发轫于梁代钟嵘《诗品》。”“钟诗品”常摘出作家秀句，以涵盖其创作风格。至唐代，《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与作者名下作品题诗亦多拈其警句；张为作《诗人主客图》，更创摘句为图之格，然上述之书的摘句形式非常随意，一句、两句、四句、全篇，诸式并举，且并不以选句为主旨，故选句亦不成规模。主旨明确、格式统一、裒集成册、蔚为大观的选句，当以《千载佳句》为第一书。在此意义上，《千载佳句》也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诗歌律化的产物——律诗律联
律诗律联在唐代成型并蔚成大观，主要以它为标志的“唐诗”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高峰。文学史将唐诗发展分初、盛、中、晚四个时期。一般是以高宗元年（六一八）到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约九十余年，为初唐。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三）到代宗永泰元年（七六五），约五十余年，为盛唐。由代宗大历元年（七六六）到敬宗宝历二年（八二六），整六十年，为中唐。文宗大和元年（八二七）到昭宣帝天佑元年（九0四），约七十余年，为晚唐。初唐，诗歌在“永明体”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诗律，开创了新诗体——律诗律联在内的近体诗，五律呈现诗人辈出创作辉煌的景象。盛唐，近体诗完全成型，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批量涌现，创作成果丰硕，七律劲健高歌，促成后世难以企及的诗歌高峰。中唐以后，近体诗发展时起波澜，有冷有热，到七律大家李商隐崛起，局面乃为之一变，把律诗推到艺术新高峰。
任喜民在其所著《对联艺术》一书中写道，对联与律诗唐代中期以后，形成了文学史上称为近体诗的“律诗”。律诗不仅对诗中的对偶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而且形成了固定的位置，它使对偶在诗歌中更加艺术化、系统化和理论化。及至此时，对联也就随着应运而生。一些研究家认为，对联是律诗的演变，是有道理的。将对联与律诗中对仗的中间两联相比，除了在字数的要求上不同，不像律诗中只有五言或七言以外，其余对仗（对偶）的形式、要求，大体上都是一致的。律诗由五言而到七言，对联也是由开始的五言居多发展到七言居多。后来，才发展得更加灵活、自由一些。
据郑家治在《古代诗歌史论》中介绍，近体诗对齐梁体的改造主要有三点，有加有减有规范和完善，而这三点对律联均大有益处。一是对齐梁声律规则加以改造简化。齐梁声律论主张“一简之内，音韵尽殊”，意在以汉语四声来弥补诵诗音乐美的不足，但一句诗四声完全不同却难以实践。汉字平声字数量约等于上、去、入三声。唐代近体诗对齐梁声律论的改变是将四声二元化，以平声为平，以上去入三声为仄，将四声简化为轻重、低昂为特点的平仄两大类。这个简化大大便利了律诗律联协调声调，意义重大，平仄之分一直沿用下来，并由诗扩大到词曲。二是对律联声律规则加以发展。齐梁体声律只讲“对式”，不讲“粘式”，解决了一句内和一联内的声律规则，有错杂平衡与对比平衡，但联与联之间的“粘”没有解决，完全重复，显得单调板滞。唐近体诗声律既讲“对”又讲“粘”，达到了联与联之间相似相应而平衡，使四句诗至少出现三种不同平仄句式，八句则各种句式一般重现两遍，如此便“显出错综、平衡、对比、变化、和谐之美。”粘式使得律联多了一种体式。五言律联有了仄起、平起两种：“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和“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七言律联亦如此，有“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和“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三是对用韵、对仗及篇章加以定型。首有定句，四句者为绝句，八句者为律诗，十句及以上者为排律；句有定字、定韵，定字即每句五字或七字（六言诗例外），定韵即通首押平声韵，双句押韵，第一句可押可不押，使朗诵时可以吟出余味，造成一种对比呼应严整平衡之美，绝句及律诗首尾联对仗与否视情况而定，一般不对仗。
这三点之外，郑家治在书中介绍，唐近体诗还在诗句诗化即追求凝练美、意境美等方面下功夫。最突出的是以音顿为单位，在平仄音韵之美外另有一种节奏美，即五言诗句为二三句式，可分为二二一或二一二句式；七言诗句为四三句式，可分为二二一二或二二二一句式。如违反了这种句型，成了三二或三四句型，称为“折句”，实际上是散文句式。偶有一句或一联，显得新鲜，有一种傲峭之美，但如多了则吟诵起来不顺畅，故古代违反诗化句式而专写“折句”者不多。这种诗化节奏句式与汉语双音节词为主、单音节词为辅大致相配合，既有双音音顿的整齐平衡（尾三字以前部分），又有单音音顿平仄（倒数第一字或第三字）的重要性而将其固定，诗中尽量避免同字（尤其是对仗句），使诗歌的容量加大，且在此基础上追求意境美和凝练美，使近体诗在形式与风格上与古体诗有着明显的区别，对后世词曲的语言风格，尤其是文人词曲产生了直接而有巨大影响。这里介绍的节奏句式成为律联的基本句式，也是以后发展的七言句对联的基础音顿格式。
总括说来，律诗律联都是中国诗歌律化的结果，没有这个同步律化过程，就没有律联成为律诗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个必要条件；七言句是是律诗律联定型的基础条件，两句两行形制是律联定型的关键因素，四声分平仄两声是律诗律联的重要环节，粘对规则是律诗律联基本格式构成要素。
一体两用，从具体意义上理解，应该理解为，唐代律诗的对仗联既是整首诗中的律联，同时也可以成为独立的对联意义上的律联，就是说，律诗的律联已成为独立文体，或者说已是对联的一个具体体式。文体是历史概念，应历史地客观地去看待。纵观中国对联发展史，唐代律联应是对联发展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换个说法，五七言律联在唐代应运而生，领诸多对联品类之先，律联格律后来成为对联格律的基石。
律联是对联成熟最早的一种体式
郭绍虞在《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中指出：“汉语词语以单音节词语与双音节词语为最多，律体中的音节，所以始于五言，终于七言，就因为五七言句最适合利用这种单双音的语词以成句。尤其是七言律，可以说达到了汉语运用声律的顶峰。”七言句，可以说是黄金字段。郑家治在《古代诗歌史论》中谈到一位美国心理学家一篇文章，指出文中通过大量的味觉、听觉、视觉的实验材料证明人的瞬时记忆能力总在七加二或减二之间摆动。中国古典格律诗经过漫长的发展，形成了五七言句的句式结构，绝不会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巧合。可以说五七言诗句既能表达完整意思，又符合瞬时记忆规律，故最受读者欢迎。
郑家治还从对偶方面深入分析五七言句和联。从作者角度讲，近体诗以句为表意单位，句之上有联，律诗中二联必须对仗，造成一种严整、对比、平衡之美，对仗句常为一诗之警策，故作者最喜欢推敲以成佳联。从读者的角度讲，五七言诗一句是一个记忆组块，可以瞬时记住。由瞬时记忆到长时记忆过渡有一个重要环节，即联想，对偶联想便是一种重要的联想记忆方法。就是说一联只是一个比一句稍大的记忆组块，比分别记两句要快得多。汉语里面为人所熟知熟记的对联、谜语、谚语、歌谣多是对偶，便是利用联想记忆以加快记忆速度并缩小记忆难度的体现。近体诗的声律是以一句之内平仄相间、双字异声为基础构成律句，形成对比平衡交错之美；一联之间平仄相对，形成对比平衡之美；两联之间平仄相似，形成回环之美。这种富有规律的音律声调变化的语言比呆板平淡的语言更有音乐美，更容易记忆。声律与五七言诗句前为双音节奏、后为单双音结合的三字尾的句式合为一体，则将汉诗的声律节奏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很适于吟诵与记忆，总体加深了近体诗语言的诗化。平仄声律及节奏之美有利于记忆还可以从四字成语流传之广得到验证。一句话，近体诗是根据汉语特色而从篇制、对仗及音韵等方面诗化的诗歌体式，是最规范精致的诗歌体式，诗化产生意境美、形式美及易于吟咏记忆的特点是优于词曲及古体诗的特色，
五七言句对联是中国对联发展的必经之路段，是中国对联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亦是不可缺失的一种体式。但反观成文的中国楹联发展史记，很少有这方面的论述和记录。有的在给对联按字数分类时，只是提到有五言联、七言联而已。进入新时期之后，对对联发展史的探讨活跃，关于对联起源、产生、发展各时段的讲述众说纷纭，尤其是起源及产生期几乎从先秦到五代每个时代都见有表述。倾向于唐代的产生说时有所见。例如，王石就说：“随着格律诗的产生和发展，隋唐时代当是对联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当时的文人墨客往往将律诗“‘警策之句、精彩之笔’凝注在‘对句’上，发生了‘摘句欣赏评品’的风习；至于唐代许多大诗人都有名联佳对遗世，就更是证明。”但真正确认列举的唐代联作不多。近些年陆续见到一些“唐代对联”，例如，今年3月27日“中华楹联公众号”刊出一文，介绍福建霞浦县志所载唐朝对联。文中说，福建霞浦是闽东最古老的县邑，建县于晋太康三年（282），是中国楹联最早传播地之一。早在唐代咸通、乾符年间（860——879年），民国版《霞浦县志》有陈蓬题于后岐居所二副联：“竹篱疏见浦；茅屋漏通星。”“石头磊落高低结；竹户玲珑左右开。”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居住环境。唐乾符进士林嵩，霞浦赤岸人，未第时读书于礼沃灵山草堂，与陈蓬有诗文之雅。其言志联曰：“大丈夫不食唾余，时把海涛清肺腑；士君子岂依篱下，敢将台阁占山巅。”是有据可查我国最早期楹联之一。民间以口头相传的宫庙楹联亦不少。如始建于唐代松山侯王宫联：“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二二忠臣。”“国正大兴怀国士；忠犹不减念忠臣。”此联在古庙相继流传，因其联语极佳，且易于记诵，故能流传至今。唐圣水寺联：“一弘圣水从天降；五朵莲花着地生。”这些对联，一副是五言联，一副是由两个七言分句组成的十四言联，其余四副均是七言联。如果能够确认这些联是唐代对联，则具有一定说服力 ，唐代已产生对联，且以七言联为主，说明五言律联、七言律联以独立创作和应用，意义十分巨大。但以迄今为止数量有限的联作来证明唐代是对联的早期繁兴期，显然还显单薄。因为繁兴期，需要有批量联作出现并传布，有足够数量的作者群以及代表人物出现，且创作应有一定的持续期。这些对联的认证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我想是根据它们的存在形态，题存于居所、宫庙。这里牵涉到对联属性问题，它影响到对律联体式的认定。如果将律联纳入早期对联范畴，那么一些问题就迎刃而解。
“对联”作为一种体裁及文体的名词，据说出现在宋代，但类似的对联作法的提法在唐代就有了。例如唐元稹 在《叙诗寄乐天书》中提及“属对”：“声势沿顺，属对稳切者为律诗。” 再如《新唐书·文艺传中·宋之问》：“ 魏建安后汔江左，诗律屡变，至 沉约、庾信 ，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 律诗开始把对偶形式严格定义为“对仗”，而这点对联与之相同，也将对偶形式称为“对仗”。唐以前，骈文讲“对偶”，刘勰《文心雕龙·丽辞》里就出现一些对偶的类似语词，如“成对”“联辞”“丽（偶）句”等。
由于对对联属性的认识不同，对对联的定义多种多样。有的是从不同角度加以定义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对联”的解释是“写在纸上、布上或刻在竹子上、木头上、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该解释是针对儿化的对联一词，从对联儿和书法结合艺术加上载体与存在形式来加以定义的。《辞海》将对联转释“楹联”：“悬挂或粘贴在壁间柱上的联语”，它近似于上面的解释。现在“对联”多数的定义基本要素包括：首先是文学或艺术体裁，或者说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是一种文学体裁、文学样式；其次是对偶或对仗，还有平仄格式。这就和词典辞海的解释有了分别，是否可理解为狭义解释和广义解释。
对联发展史，以前认识较统一的是，五代孟昶时期出现春联，宋代春联普及，明代对联体式多样化应用范围扩大，清代是对联发展高峰期，甚至有人建议，把对联列为清朝文学标志。纵观唐以后对联发展，七言联也发生嬗变，整个对联艺术更是大幅度变化更新。对联创作与词、曲和骈文等融合融通，七言联音顿格式增多，三四以至七言内部的任意音顿组合都出现了，领字也进入了；七言联作为分句成份，组合到八言以上联中，形成四七、五七、六七、七七等联式，在长联里七言联亦多见。对联具体体式接连出现使用频繁，题联、赠联、贺联、挽联、寿联、婚联以至格言联、景物联、行业联等等品种繁多，愈见丰富。
发展到当代的对联之特征点作一下简单归纳：
对联创作对象的范围扩大。当代的对联创作，我觉得首先是文字联的创作，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学文字联创作，主要用来阅读欣赏，在此基础上再行二次艺术加工制作，或书法、或雕刻等，主要用于展示。这种过程和形式不同于唐代了。
对对联特征和归类的认识一直是一个议论不止的话题。我所读到的书就有多种归类，有归小品（文）的，有归诗（词）的，有归实用工艺美术的和装饰艺术的，有归民间文学的，有归俗文学的，有归艺术杂技的，有归社会生活实用知识的，近些年出版了不少包含对联作品及其知识的社交、礼俗方面内容的书籍。过去中国文学史一般不将对联列入，对联在纯文学史上是挂空档的，进入新时期才出现要求对联入文学史的呼声。
争论较多的是对联的文学性、实用性问题。实用性，一般是指实际使用价值。对联的实用性，是指对联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使用价值，它既能满足人们的审美感受，又能满足人们的实用需求。实用需求是多方面的，譬如作礼物，对联书法用于贺、赠、题等用途，用于婚、寿、喜、挽等场合，用于商业以及宣传、装饰门面堂屋，缀饰公共场所设施、建筑和名胜景观。参加第二届全国楹联宣传工作会议，参观一所小学，对联气氛十分浓郁，小学生们作了许多嵌名联，写于纸板从棚顶悬吊下来，任由品读。这样的活动也是对联的实用一例。一次去金门岛附近游览，所乘游船随处可见对联，短联刻于栏杆、门边等处，不大的船足有数十副之多。北方南国，使用最多最广泛的还是春联，出游的话，到处都有红纸金字点缀城镇乡村，一年四季触目可及。对联何以“实用”？一者源于对联的内质和特性，二者来源于社会需求。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并统一于审美。对联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称得上是最精短的文学体裁。而由它的对仗以及讲究平仄格式又带来和谐、对称等优长。最为突出的是它的篇章结构——上下联，独一无二的形制，正应了“一分为二”，又“合二而一”，完全符合“对偶互补”的美学原则。汪正章所著《建筑美学》书中说：“什么叫‘对偶互补’？对偶者，对称、对立、对应之谓也；互补者，即对应双方的补足平衡，相得益彰。它们几乎无所不在地蕴涵在一切美的对象之中，由此交织成美的大千世界。”上述特点，使得对联不仅独立呈美，而且使得它和书法、雕刻等相结合，更加广泛地“益美”于厅堂亭榭庙寺舟船等处所。除对联而外，很难能再找出同一作品可分列展示呈现的艺术类别。它用到中国传统建筑的廊柱上，和飞檐斗拱相谐，以语言文字营造建筑物的文学语场，或画龙点睛，或装点启示，或缀饰补美，发挥文学的间接性、联想性、扩散性的意义，获得某一人群在情志、情趣上的共同振荡和联想，这就是对联的“实用”意义所在吧。
总而言之，对联从律联开始的的发展和流变，包括它的体裁与体式的演变，呈现出诸多特点。社会生活对对联需求扩大，对联艺术深入介入和融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对联作者和受众逐步平民化、群众化、大众化。对联内容随时代逐步更新。对联美趣从文人群体逐渐向平民之俗趣过渡。对联形成大家族，诸多体式，分派用场，呈现雅俗融容的审美趣尚。不同体式辞采随势而动，与具体体式相适应，不同具体体式风貌有别，各有其风貌。对联与书法等艺术结合，美化、装饰生活，对联的实用价值增大。但同时文字联也扩大流行。对联审美日趋雅俗共赏。由于语言语音流变，平仄划分转而平分阴阳、入声消失，再到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推行，声韵有所改变，对联创作平仄格式施行新旧声“双轨制”。语体演进，由文言而口语化，近代白话代文言成通用书面语，白话联在数量上占主要地位，文白相间的对联亦有所见。对联功用范围扩大，名胜联、商用联、寺庙联、行业联增多。对联言辞文质并重，渐趋质重于文，不尚华丽绮靡，文质得体。不以诵为主，以阅读与欣赏为主，以节庆和公共展示、建筑园林装饰为主。写作指向和流布的公共性和个体性，使用上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写作上的格律性和灵活性，针对对联作品受众的通用性和专用性，表现内容的抒情性和意趣性，表达方法的切合性和兼用性，交互递进，各有嬗变。进入新时期，对联诸多变化速度加快，出现一些新特点，改革开放促使社会转型，生活日新，新事物、新技术、新传媒、新方法给文化及文学艺术带来强烈冲击，同时给对联带来不小的新变化和新特点，也给五、七言联以及五、七言律联带来大的影响。
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指出：“文体，指文学的体裁、体制或样式。文学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是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语言艺术。作者在从事创作时，为达到既定的效用，必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语言形式和篇幅、组织结构等，这样，就使文学产生了不同的类别，也就是各具特征的文学体裁。”
2017年5月21日完稿于大庆创业城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