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脉衍续，书籍浩若云海，而楹联一类，因其所谓“小众”，却鲜有关注。孰不知，至少有明以来，楹联书籍代有新作，尤其清中后期以来，更不胜枚举。道光年间，梁章钜以一部《楹联丛话》开风气之先，士林之人，遂多加关注这两行联语。此后，联话、联集者，蔚为壮观。楹联之学，也由此与日渐兴。然而，“书目为治学之津逮”，“凡治学者，必先熟悉目录，是为入门之径”。（顾廷龙语）可至于楹联，关注故事、格律者最多，赏评、手法者次之，修辞、史略、书法、风俗者再次之，至于版本目录，乃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只零星可见，均不足道。百年多来，不少前辈学人致力于“楹联学”之构建，然这“基础”的缺失却一直存在。

改革开放初，百废待兴。不少知识分子唤起根植于心底的文化自觉，不约而同开始思索，在那场文化复兴之潮中，于己之责。在深处青海高原的一个地质队里，已在新诗创作上颇有成就的常江先生，在这股文化复兴之潮涌起时，也在思索自己的那份“责任”。也许是家庭的书香熏染，也许是人生的机遇巧合，或许他本身就是为楹联而生，他开始把从小就喜爱的楹联，“从偏爱到作为一门学问去研究”。（1989年华夏出版社，常江著《中国对联谭概·走向联坛（自序）》）在那个关键节点，立下这个“志向”，改变的，便已不是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从先生自订《文化年表》等资料可见，至少自1979年起，他开始系统关注楹联，前后两三年，在西宁、兰州等地抄写了数十万字的楹联资料，并开始自己的藏书生涯。在收录中，他发现我国楹联文化遗产十分丰富，“便下了决心，义无反顾从事对联的研究，即使联海无涯，也要—勤苦作舟”。这句话出自他撰写的《联海泛舟—我的业余志趣》一文。1983年初，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第1期《八小时之外》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常江先生不仅由此立志于“无涯联海”，并引发无数志同道合者共鸣。通过这篇文章，他在与联友建立的日后交往中，直接促成了我国楹联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中国楹联学会的成立。因此，此后人们谈及常江先生与楹联时，都不忘赞许他是“中国楹联学会的创始人”，是著名的楹联艺术家；或也有人提及先生在楹联藏书与研究方面的贡献，但却很少意识到，这方面的意义，并不逊于其创会之功。故而借先生嘱我就《常江文集·芸楼联目》一卷作序之机，从先生历年文稿、书信、日记等资料中，梳理其关于楹联书籍收藏、书目整理与研究的主要历程和观点。不敢说是“作序”，就算是我这个学生的学习札记吧；并以期世人由此窥见一斑，知先生于此探研之艰辛，而成果之丰硕。如此，则更有意义。

一、从对联藏书到对联图书馆

对联藏书，即对联类书籍的收藏。如先生所言，“有关对联的专门著作，称为联书”。他进一步说，历代诗话和笔记小说，尽管其中有一部分对联的内容，但因不是专著，不在联书之列。就其内容来说，联书主要是两类：联集—是搜集或创作的对联集，一般是照录性质的。联话—是整理或评论对联的书，与“诗话”类似。（1989年华夏出版社，常江著《中国对联谭概·概说·联书》）

先生家学渊源，曾祖父成多禄公，汉军正黄旗人，光绪拔贡，绥化知府，爱国诗人、书法家，“吉林三杰”之首，曾任教育部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副馆长。虽为“书香门第”，但家中后遭变故，存书有限，联书似无一部。先生青少年时，潮流更迭，旧籍被弃，藏书亦无从谈起。直到1980年才开始藏书，“文史哲，古今中外，尤其不放过对联书。只要见到对联书，一概收入囊中。”（2007年12月，常江《走向对联图书馆—我的读书生活和联书收藏》）然当时文化百废待兴，旧书尚未全面走向市场，且经“文革”损毁，存量递减；同时，新出联书也不多，还受到计划经济影响，图书销售渠道尚未畅通。在这样的情况下，先生一开始只能碰着运气去藏书。他回忆道：“似在1981年的初夏，我在物探队的同事卫茂春君，骑车到十公里外的湟源新华书店，专门为我去买一本《智慧的花朵—古今对联集萃》，那是我收藏的第一本对联书。”（2010年12月扬州广陵古籍所，常江《湟水因缘—〈阎泰昶清末丹噶尔民间楹联大全〉序》）他的楹联藏书经历，就这样起步。

然而与常人不同的是，仅仅两年时间摸索，至1983年，常江先生便基本确定了自己的楹联藏书方向。那年，为发起成立一个楹联爱好者组成的研究机构，也为方便大家交流沟通，他在青海地质队，自己动手油印了一份A4纸大小的《楹联通讯》，而这薄薄的四页纸，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楹联刊物。从《楹联通讯》创刊起，他开始刊登已知的楹联书籍目录，首期刊出183种，其中少部分自藏，大多是通过各类资料整理出来的。他在此后编辑历期《楹联通讯》时，都不忘引导大家关注楹联书籍，积累书目，进而展开研究。他本人也从此“便把收集联书和整理书目，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而不辍”。（1999年3月，常江撰《对联书目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常江等编〈古今对联书目〉自序》）在一个学科建设初期，更准确地说连“建设”都谈不上、而只算得“筹备期”时，常江先生能意识到集中收集本专业书籍并编目研究，以为学科发展奠定基础，当是多么难能可贵！

自此以后，他富有远见地将更多联书收藏精力放在了楹联古籍和资料类、理论类书籍。这样，显然研究意义更大，也有利于为楹联文化传承“血脉”。此时，也算天助先生，天助楹联，他从青海一隅调到北京工作，使他可以利用在京工作的便利，于古籍市场尚未全面因艺术品投资而升温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从琉璃厂等处，收集了一批珍贵的楹联旧籍资料。例如1987年9月，他在自订《常江文化年表》中记道：“在琉璃厂海王村购进一批民国对联书籍，其中包括全套22本的胡君复《古今楹联汇选》。”对于这次购书经历，他此后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二十年后回忆起还兴奋地说：“这批书成了我收藏联书的重要基础，着实让我高兴了许多天，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很‘幸运’。”（2007年12月，常江《走向对联图书馆—我的读书生活和联书收藏》）

1989年5月，先生在其楹联学术生涯第一部代表作《中国对联谭概》（华夏出版社）“附录”部分，首次公开了《自藏楹联书目》，已达201种。“当时‘已知楹联书籍在八百种以上’，我的收藏占了四分之一，亦相当可观了。”（1999年3月，常江《对联书目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常江等编〈古今对联书目〉自序》）经过多年坚持不懈地积累，到本世纪初，先生楹联藏书已蔚为壮观。2007年他做过一次粗略统计：“已收藏明清联书60种，民国联书100种，当代联书2千种，总数为2千余种，自觉粲然可观。”（2007年12月，常江《走向对联图书馆—我的读书生活和联书收藏》）一家媒体在采访先生时写道：“迄今为止，自明代开始面世的2700多种对联书籍，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成为常江个人书库的架上客。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自诩为‘海内外对联藏书第一人’。”（2003年1月《赣南日报》，张青云《才思奔涌　联情深深—初识诗人、楹联家常江》）这话并非夸大。当时，作为中国楹联学会创始人、公认的楹联界“泰斗”之一，先生有更多精力、更多平台接触楹联，楹联书籍的收藏渠道增多，数量自然与日增多。当时乃至今日，全国几位知名的楹联藏书家，如郭华荣、刘太品、龚联寿、李文郑、刘福铸、常治国、徐玉福等诸公，均奉先生为“牛耳”。坐拥楹联书城，为“海内外对联藏书第一人”自然可喜。先生也风趣地说，“这是中国书店培养的，大笔交学费，也值！”（1994年4月，常江《两栖人的自白》）

2007年2月至7月，先生赴美国洛杉矶探亲，在大洋彼岸的这几个月里，也许抛开俗事，给了他更多的思索时间，他开始为藏书“后事”考虑，在那里，他写下《走向对联图书馆—我的读书生活和联书收藏》一篇长文，回顾了自己的楹联藏书经历，更重要的是为他这些藏书，也为楹联事业的发展，谋划了一个美好的蓝图。同历史上许多藏书家一样，他首先想到的是“散书之忧”，他的忧虑是：“对联书收藏到现在的地步，实在不容易，如何保证今后不再一次散失？文物‘传不过三代’，何况图书？”他也考虑过出路，“如果捐给大图书馆，对于人家上千万册的书海来说，我们的四五千册书，只不过是一片浪花，人家不会在意的”。这的确是客观现实。诚如余秋雨所说：“个人藏书散入大库，哗啦一下就什么踪迹也找不到了。学者无私的情怀十分让人感动，但无可否认，这是学者的第二次死亡。”（《藏书忧》）这话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像常江先生这样作为一个学科的代表人物，他个人书房所积攒的这些书籍，其实正是这个学科的“根基”。所以先生那年在美国，会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去考虑藏书的去处，实在是在为这个学科的发展而忧。

深思熟虑之后，他提出—“要建一个属于对联人自己的‘对联图书馆’”，他这篇思考后的文章命名为《走向对联图书馆》，更像是一个口号、一个宣言，他在文中希望并倡议楹联界志同道合者都参与进来，他相信大家都“愿为此竭力奋斗”！他开始为这个“对联图书馆”规划“蓝图”：“要建一个属于现代人经营的‘对联图书馆’。切不可走传统图书馆的老路子，一定要引进现代理念，自主经营，科学管理，发展实体，方便读者，把图书馆办成对联资料中心、对联服务中心、对联出版中心、对联信息中心、对联网络中心，并且成为群众活动、学术研究、培训教育、文物鉴赏、内外交流的平台和基地。”他还告诉大家：“我绝对相信，我一定会在有生之年，站在对联图书馆的讲台上，向来宾和听众讲述，我们是怎样一步步走向对联图书馆的，那时，我要把热心奉献的文化企业家们都请上台，向他们致敬。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离我们还有多长时间，七八年？三五年？两三年？好消息会不期而至，我们要赶快行动起来。”（2007年12月，常江《走向对联图书馆—我的读书生活和联书收藏》）

有了这个构想，在为“对联图书馆”寻找去处的同时，先生又约定两位志同道合的楹联藏书家山西郭华荣先生和山东刘太品先生，做出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签下“生死议定书”，三人约定：“我们所有与对联相关的图书等藏品，将无偿捐献给对联图书馆”，“在对联图书馆建成、藏品捐出之前，如有人不幸弃世，此人藏书将由另两人（或一人）登记造册，妥为保管，直至捐出”，“家属及子女应遵照我们的意愿，予以执行”。2009年6月30日，三位先生连同妻子一起在这份只有350字的“议定书”上签字，他们将这看做是“预立的遗嘱”。这是当代楹联史上的神圣一刻，至今令人回想，仍心生崇敬！作家徐振泽说：“这是一份何等豪迈悲壮的文件，它展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那永不泯灭的良心和道德，让财产、名利、继承这些给世间带来纷争的词汇显得那么无力、苍白。”（2014年10月《文存阅刊》，徐振泽《只为联花吐幽香—记成其昌先生》）

为了给这些藏书找个好的去处，先生此后数年间，奔波于北京、辽宁等地，多次去考察过、商议过，甚至试验过，但又都不太理想。直到2012年春节前，天津楹联学会会长陈伟明先生主持筹建“中国楹联博物馆”，基本具备了独立保管使用楹联书籍的条件，先生便欣然决定将“中国对联图书馆”落户天津。从他这年的自订《文化年表》可见，1月、7月、9月，他先后三次前往考察、商议。2013年5月，他正式将自己收藏的“35箱近3千册对联图书资料交给伟明送往天津，和内人一起随之前往拆箱整理上架”。2017年7月，先生在《津门识宝—续写“走向对联图书馆”》一文中，详细记录了这一时期，他寻找、建设一个对联图书馆的艰辛历程。

作为此事的“落实者”，陈伟明先生后来说：“《走向对联图书馆》，彰显了他不计名利、甘当铺路石的高尚品德，更是被联界传为美谈。为圆自己心中的梦想—创建中国对联图书馆，他毅然决然地将自己大半生精心收藏的几千册图书，毫无保留地捐赠给中国对联图书馆。他和郭华荣、刘太品两位联书收藏家，为此签订了‘生死协议’。他的义举感动并带动了一大批楹联人将自己的一生挚爱无私地奉献出来，分别捐赠给中国楹联博物馆和中国对联图书馆，为中国楹联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和构建中国楹联文化艺术殿堂，贡献出自己的光和热。”（2013年12月《天津楹联报》，陈伟明《诗人　联家　学者—常江先生艺术成就探微》）

常江先生曾经在一次活动上夸赞朋友的捐赠行为时说：“这是送回一种精神，一种寄托，是修建了一条通往文化的道路，打造了一座通往文明的桥梁。”（2017年4月1日，常江《聪明人的喜剧—在陈廷一向家乡鹿邑捐赠作品、手稿仪式上的讲话》）先生从藏书之始，就立志于为楹联学“打基础”，到最终“坐拥书城”时，又不求回报地奉献给他所钟爱的楹联事业，他何尝不是为我们修建了一条通往文化的大道，打造了一座更加宽广的桥梁！

二、从联书编目到楹联学

常江先生的楹联研究，是从“抄书”开始。

这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书籍甚少，条件有限所决定的。

1979年夏，在青海物探队工作的他，第一次听说有本叫《楹联丛话》的专著，便利用到省城西宁开会的机会，从图书馆借阅到这部后来被誉为“楹联学开山之作”的大著。他还记得当时情景：“管理员为我从库房里拿出一部线装书，一边掸土，一边说：‘这就是《楹联丛话》，好像从来没人借过。’我捧过这部书，七分惊愕，三分激动，竟一时说不出话来：天哪！原来清代就有人整理出这么厚的书！当我读了序言，看了目录，更是对于梁章钜钦佩至极。书是不能借走的。照相？那时用的是胶卷，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只能抄！一周六天工作日，周日去。若干个星期天，是在这家图书馆度过的。”（2007年12月，常江《走向对联图书馆—我的读书生活和联书收藏》）这一段时期，随处可见他抄书的经历，许多楹联经典著作，他都有抄本。在兰州，看到梁章钜的《巧对录》，“来不及抄，我便躲在走廊的一角，一字一字地念，用录音机全录下来，回家再整理成卡片”。（1994年4月，常江《两栖人的自白》）这样坚持下来，他抄有数部经典，又存有上万张卡片，“并在业余时间将研究心得写成一部20万字的书”，这部书，就是后来获得首届满族文学奖的《中国对联谭概》。此后，先生陆续出版了《中华对联大观》《名联鉴赏词典》《中国对联大词典》《中华名胜对联大典》《对联知识手册》等，都是凭借这一字字抄来的底子。

抄书、编书同时，先生意识到，随着八十年代楹联书籍在市场上的“走俏”，许多人趋之若鹜，然新出联书的质量明显下降，“一些联书抄来抄去误差积累达到惊人程度”，面对这种现象，“我常常感到内疚和失职”。（1993年8月，常江《不寻常的“建筑”—〈中华名胜对联大典〉自序》）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正本清源”，随大流去漫无目的地抄，既是“拾人牙慧”，也无益于推动楹联研究，当务之急是先把各时期楹联书籍系统梳理一遍。先生又一次富有远见地判断到，需要整理一份详尽的“对联书目”，因为“到底古今有多少联书，哪些是必读的，哪些有专门特色，人们心里是没数的。各地图书馆不但藏书数量少，而且编目也极不统一”。（1989年1月，常江《水到渠成与引水到渠—开展对联理论研究之我见》）他在实践中也肯定地发现，“书目研究对理论研究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填补了一项空白”。（1992年5月，常江《楹联艺术发展十年—在喀左全国楹联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

如今，翻开厚厚一卷《芸楼联目》，先生在书目整理与研究上的成果显而易见。然而这背后，却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滴水之功。我将先生书目整理与研究的历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3年到1989年，这一阶段是先生对于楹联书籍和楹联书目的认知、奠基阶段。1983年初，他在自印的首期《楹联通讯》上，刊有183种楹联书目，其时，主要是为了和刚刚联系起来的各地联友交流沟通之便。此后几期《楹联通讯》，陆续刊登有先生撰编的《楹联资料整理的纵横观》（第十期）、《怎样编写名胜楹联目录》（第十一期），以及湖南魏寅先生撰写的《又一种编录方法》（第十二期）等重要文章。“可以说，这些都是早期对联研究的重大成果，对以后的对联研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引领作用。”（2016年5月，李文郑《从〈楹联通讯〉看常江先生早期楹联活动及思想的前瞻性》）起初，上海的卢礼阳和杨家梁两位青年对楹联书目收集也颇感兴趣，曾协助先生做了不少工作，但终因外部原因没有做成。常江先生便自己坚持了下来，“考虑到楹联界必须有人来做这件事，虽然很费时间和精力而无显效，我还是义无反顾将书目整理的事继续下来”。（2017年，常江著《芸楼联目·古今对联分类总书目》）日积月累中，先生所获的楹联书目信息日益增多。笔者通过各种资料，大致罗列了一个他所辑书目的递增情况：

“1983年初，我在青海自编自印《楹联通讯》，从创刊号开始，连载对联书目，共刊出183种。”（1999年3月，常江撰《古今对联书目·自序》）

“明清至今，联书当在八百种上下。”（1989年华夏出版社，常江著《中国对联谭概·概说·联书》）

“1991年，我作为主编之一，同时主持撰写《中国对联大辞典》楹联书目类的934个条目。”（1999年3月，常江撰《古今对联书目·自序》）

“1997年8月，我与夫人王玉彩合编的《中华对联大观》出版，此书附有‘古今联书简目’，共收1246个条目。”（1999年3月，常江《古今对联书目·自序》）

“现在已整理出书目2159种，可观。”（1999年6月2日，常江致郭华荣、梁申威信）

“（1999年《古今对联书目》）共收联书2174种，其中当代联书1299种。”（1999年3月，常江《古今对联书目·自序》）

“迄今为止，自明代开始面世的2700多种对联书籍。”（2003年1月《赣南日报》，张青云《才思奔涌　联情深深—初识诗人、楹联家常江》）

“到2005年10月，我收录的书目，达到3607条，其中，明前及明代57条，清代471条，民国598条，当代2250条，香港、澳门、台湾及国外231条。”（2007年12月，常江《走向对联图书馆—我的读书生活和联书收藏》）

“整理完《古今对联书分类目录》，共分28类29卷和三个附录（类书、韵书、待考），收书约7500种，在《常江文集》中，独立成册。”（常江《常江文化年表·2017年2月》）

从1983年到2017年，历经三十四载，所获楹联书目从183种到7500种，翻了五十多倍，其艰难不易，非常人所能想象。

1989年，先生于其代表作《中国对联谭概》第一章“概说”部分，就“联书”单列一节，有3000多字予以详细论述。并结合联书研究所得，在附录部分，附有“古今联书序论选”一节，收录有《楹联丛话》《楹联新话》《古今联语汇选》《曾文正公联语选录》《对联欣赏》《古今楹联拾趣》等书序跋，后又附有其所辑录的《自藏楹联书目》。首次将楹联书籍研究内容写入理论著作，并突出书目与序跋的价值，开一代之新风，也由此开启先生书目整理与研究的第二阶段历程，此后，他开始系统编目并加以研究，将所从事的楹联书目工作上升到理论阶段。如在1991年2月，由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其与顾平旦、曾保泉合编的《中国对联大辞典》中，先生编纂“对联知识条目”数百条，其中专门列出“编纂类”这一大类，以数十条之多的词条，来详细列举、阐释与联书编纂有关的专业名词，亦是史上首次。乃至今日编纂联书，仍具有指导意义。

1989年，先生编成《自藏楹联书目》（《中国对联谭概》附录）。1997年，编成《古今联书简目》（《中华对联大观》附录）。1998年6月，他向所在的北京地质管理干部学院申报启动“古今馆藏私藏对联书目”调研活动，面向全国进行了第一次楹联书目普查。笔者收藏有一部简单装订、纸质略微泛黄的小册子，名为《全国馆藏私藏古今对联书目资料本》，题目下注明“北京地质管理干部学院图书馆课题组”和“仅供各地调研员使用”的字样。这是已故甘肃省楹联学会老会长安维翰先生所赠，安老当年应该是作为甘肃地区的一名“调研员”，参与了此次核查统计工作。

一年后，课题组编印了《古今对联书目》（又题《全国主要馆藏私藏对联书目》），常江先生写下《对联书目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代序。他在序言中回顾了这次普查历程：“与本院从事图书馆和教学科研的李兵、邵英民、冯国良共同组成了本课题组……调查了北京地区的主要藏书情况，同时，在全国各地聘请了一批调研员，请他们协助提供当地主要图书馆的藏书情况。由于种种原因，一些省区未能如期完成。考虑到本课题的基本目标已经达到，便按现有资料付梓。但调研工作仍要继续，为今后适当机会整理出版《中国对联总书目》作准备。”诚如先生所说，这部尽管没有正式书号的《古今对联书目》，却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古今对联书目》。”（2007年12月，常江《走向对联图书馆—我的读书生活和联书收藏》）

这一时期，常江先生在实践中总结、思考、提炼，逐渐形成了他关于楹联书目研究的一套理论体系，包括楹联书籍历史、编目、分类、版本、辑纂、储藏各个方面。在肯定书目价值，发挥其作用方面，先生之说影响最大的便是“五个支柱”说。他多次谈道：“一部专论，一部辞书，一部史志，一部书目，一部集成，是构成一门学科的五大支柱。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信息研究都是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基础，而书目整理又是人们获得信息的最直接的路径。书目研究能为专论、辞书、史志以及图籍研究服务，同时，其自身也形成学术上的体系，内藏实用性的学问。因此，学问家、出版家、收藏家都毫无例外地重视书目研究，至少，他们也希望得到一份关于本学科的图书简目，置于案头，并据此进行判断：该写什么书，该出什么书，该藏什么书。”（1999年3月，常江《古今对联书目·自序》）他将目录学的兴起，看做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因此，他在参与中国楹联学会会务工作期间，不仅为中联会主持制定了“搜集、整理、研究、宣传、普及、创作、交流”的14字工作方针，还把千年来资料进行彻底清理，出版《中国对联全集》，作为“中国楹联学会既定目标之一。”（1986年12月，常江《对联文化的第三次大繁荣》）1989年1月，在《水到渠成与引水到渠—开展对联理论研究之我见》一文中，他将“对联目录学研究”放在首要位置，其次提出对联史研究、对联作家研究、对联美学研究、对联格律学研究、对联修辞学研究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只有以上诸方面（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的研究系列化、完整化之后，建立楹联学便会‘水到渠成’，当那些‘章节’还朦胧、支离的时候，楹联学就缺少立足之处。”

他在楹联界最早提出“对联目录学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后，一直在率先践行，因为他坚信，有朝一日建立起一个全面的对联研究“资料中心”，“则对联研究将会面目一新”。（1989年1月，常江《水到渠成与引水到渠—开展对联理论研究之我见》）他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多次告诉同仁们，“倘无书在，如何编得出230万字的《中华名胜对联大典》？去年编了百多万字的《数字合称辞海》，几乎把所有藏书都翻了一遍，可见藏书要用才有价值。”（1994年4月，常江《两栖人的自白》）他肯定地说，没有“一部书目”，何来“一部专论”？没有“一部书目”，何来“一部辞书”？没有“一部书目”，何来“一部史志”？没有“一部书目”，何来“一部集成”？“对联书目之重要，是不容置疑的。”（1999年3月，常江《古今对联书目·自序》）

先生的思想也常变常新，面对互联网时代，他在十年前就预见性地提出：“人们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对联发展到今天，以往的书，恐怕只剩下‘资料性’了；而且，网上的那些‘对联库’，会使对联书籍连‘资料性’的功能都保不住多少。仔细读读《楹联丛编》，我有一个感觉：书是不可替代的，以往联书的‘历史性’，更是不可替代。《楹联丛编》第一册的四本关于对联作法的书，直接告诉我们：半个世纪以前的人，是怎样作对联的，今天我们又是怎样把一些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的。”（2007年，常江《有乐同享》）面对物欲横流、日益浮躁的世界，他告诫自己的弟子们：“如果你们确定了选题，不管资料储备了多少，都要自己建立一个资料库，不要依赖网络。我把本学科书目学研究作为这门科学的组成部分，是有理由的。”（2015年9月20日，常江《致弟子学生书》）

上世纪最后一年，先生在撰写《对联书目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中提到：“对联学的‘五大支柱’还没有形成一道道风景，多数正在浇灌，有的刚刚打桩。在这种时候，书目整理与研究，便格外重要了。”那时，楹联书目学研究犹在“打桩”；今天，翻看这浸满先生心血的《芸楼联目》，我们不由得赞叹先生为这两行文字所奠定的“世纪之基”！

三、从一叶扁舟到一片汪洋

“我还记得在青海省图书馆第一次看到梁章钜《楹联丛话》的情景：当图书管理员把这部厚厚的线装书送到我手上时，我的心猛地向上一浮，面对如此丰富的内容，一时竟有手足无措之感。我像是乘一叶扁舟在千折百曲的河道中跌跌撞撞，突然驶进大海，看到了新的渴望已久的天地。”这是1983年，常江先生发表在《八小时以外》杂志，介绍自己楹联志趣的一篇文章，他为文章起了好题目《联海泛舟》。从此，他便以楹联这两行文字为双桨，泛舟激浪，勇猛精进。后来，刘太品先生写文章介绍先生早期楹联活动，也化用此意，用了《联海泛舟第一桨》这个生动的题目。

起初时，先生即如“一叶扁舟”，在行进中“千折百曲”，但总是“吾道不孤”，在他的努力下，带动起一批志同道合者，有的在某个时间段，有的一直以来，都在尽其所能地协助先生共同推进这一“伟大航程”。

就藏书来说，先生藏书能有如今的规模，一定程度上也是集众家之力而成。比如，帮助他藏书的中国书店雷梦水先生等。先生回忆说：“雷先生的热心，表现在为有专门需要的人找书，在北京文化界中很有人缘。他有一种卖书的‘理论’：有十本同类的书，卖给十个人，谁都没有大用；卖给一个人，这个人就能成气候。所谓能成气候，就是成为藏书家或者学问家。按照这种理论，他们知道我酷爱对联，又在新成立的中国楹联学会担任秘书长，就‘内定’一条，凡是对联的书，都留给我。”（2007年12月，常江《走向对联图书馆—我的读书生活和联书收藏》）同雷梦水先生一样，“来薰阁书店王先生、海王村书店孔先生、灯市口书店刘先生、宣武门书店高先生、隆福寺书店雷先生……”他们或许都是从常江先生身上看到了一个人对于一门学问的执着不懈，他们可以不计较，或者不太计较市场利益，他们去尽力成全这个口袋里并不富裕的“买书人”，他们知道这是在成全这门学问。这是旧时书贩传承下来的一个优秀品质。

当然，好的联书分散各处，仅是北京的市场还不够。我在阅读先生书信集时发现，他和全国各地的联友交往中，很大一部分内容也是围绕着“联书”交流。如1984年4月14日，致信河南李文郑先生：“去省图书馆，查一切与河南有关的古籍，以期获得新的资料。据我的经验，不会落空的。”1993年2月21日，致信山西郭华荣先生：“如有罕见联书，视经济情况，可帮我买一点。”1999年6月2日，致信山西郭华荣、梁申威先生：“我正在搞对联书目普查，并想尽量把所缺之书补足，为后人留下一份完整些的东西。山西方面的书，我还缺以下数种，望能尽快补全。”1999年6月3日，致信福建陈健先生：“信附之福建出的书，望能找人帮助寻找。”如此等等，在先生的书信和日记里，随处可见。尤其是1999年，他编成《古今对联书目》，可谓是集全国联友之力而成，他在该书自序中，特意强调了以下先生的姓名：谷向阳、杨宁江、金实秋、吴翠芬、李文郑、唐意诚、李静、李求真、林随喜、韩星明、卢礼阳、刘福铸、郭华荣、龚联寿……时至今日，他说他还常常想起这些朋友对他的帮助。他在《常江文集》的后记中也写道：“我的文集中都有关于他们的记录，无论对于生者还是死者，都是一种纪念。”这种“纪念”质朴而纯真，读来令人温暖。而我以为，他们给予常江先生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襄助，是志同道合者的相互砥砺，因为他们有楹联文化事业这个共同的志向，吾道同而不孤。

朋友的帮助固不可少，但能忧今日之成果，也离不可家人对他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与他相濡与沫的妻子王玉彩先生。常江先生在编纂《古今对联书目》时，曾戏称妻子王玉彩是“编外人员”，其实正是这位“编外人员”承担了许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首先是支持先生买书。对于有个“藏书痴”的家庭，开支并不算小。因此还有人开玩笑地问过：“这要是给王玉彩买衣服，你舍得吗？”（2014年10月《文存阅刊》，徐振泽《只为联花吐幽香—记成其昌先生》）也许无须这样问，因为王先生是懂他的。她在给女儿的信中就说：“你爸是‘书痴’，为买书，可以节衣缩食，而且不怕求人。”（1991年12月10日，常江、王玉彩夫妇致女儿成羽信）她还鼓励此时在香港的女儿，一起帮着给爸爸买楹联书，并不忘叮嘱“旧书店也得转转，因为有的书是前几年出的”，可见，在常先生影响下，王先生连买书的门道都很懂。无需多么直白的情感流露，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便十分真挚，十分动人。

熟悉常江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抄书时总是带着王玉彩先生。作家徐振泽说他搜集楹联资料时，“不仅自己去图书馆或书店抄书，还把王玉彩拉去帮忙。直到退休后，两个人还时常逛书店，甚至在图书大厦的角落，坐着自己带的马札，抄书。当需要抄的资料太多时，他们就使用老办法，用录音机录下来，回家整理。古人所谓‘近朱近墨’的说法，并不虚妄，你看，在王玉彩身上就得到了验证。时间长了，她不仅开始喜欢上楹联，而且也成了一位界内的知名人士。”（2014年10月《文存阅刊》，徐振泽《只为联花吐幽香—记成其昌先生》）的确如他所说，常江先生很多大部头的楹联著作，都是与夫人合著，先生不贪夫人之功，是为可贵，夫人能从先生之业，更为可敬。数十年来，他们就这样在楹联的道路上并肩携手，“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种种因缘，为先生成为当代联坛之代表人物提供了良好环境，但不细读先生文集不会发现，这一切成绩最根本的由来，是他的坚守和努力，是他的决心和毅力，是他的操守和精神。先生自己曾说：“坚韧，就是肯花功夫，肯费心思。”（1994年4月，常江《两栖人的自白》）的确，面对今日之成就，他所花的功夫、所费之心思，足以令我们动容。他知道，他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很枯燥，也很辛苦”，但他能“乐在其中”。（2000年10月22日，常江致女儿成砚信）他还不忘勉励诸同仁，“一再呼吁做对联学问，重视对联学术”，他也叮嘱弟子学生“踏进对联的殿堂，就要有耐得住寂寞的勇气，一步一个脚印地做些事情”。（2013年6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常江《联坛第五子—邓政阳〈越缦堂联话辑注〉序》）在我辈眼中，他无疑是最好的楷模。

多么不容易！《芸楼联目》在先生的辛勤耕作下，成刊之时，已载有古今楹联书目7654种。近十年前，他在《古今对联书目》成稿时说：“在此，我要向古今联书的著者与编者致意，感谢你们以自己的辛劳开掘了联书的历史长河。”（1999年3月，常江《对联书目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常江等编〈古今对联书目〉自序》）今日，我们何尝不应向先生致意，感谢他为中华楹联文化的血脉传承打通这“一片汪洋”。

天津陈伟明先生说：“我们有理由说，常江先生楹联方面的成就并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当代楹联人，更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伟大时代。”（2013年12月《天津楹联报》，陈伟明撰《诗人　联家　学者—常江先生艺术成就探微》）诚如斯言。

徜徉于这联海之中，我们庆幸这个时代，庆幸三十几年前的那一“哗”桨声。我们要记住、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必须记住—那划桨的人。

2017年11月30日于兰州

（王家安，青年楹联文化学者，甘肃省楹联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列“全国联坛十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