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笔”现象非今日始。代笔亦并不囿于书画和文章，在对联界曾有诸多捉刀代笔先例。
旧时“代笔撰联”很常见
民国时期，在陕期间先后担任关中道尹、陕西督署暨省政府参议、主任秘书等职的毛昌杰，曾代笔作过多副楹联。在他的《君子馆日记》中明确记载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三月至五月间他曾为厅长代笔楹联五副：
代厅长挽张子诚大令：
检箧内遗书，民危燕雀，国沸蜩螗，问四海混茫，谁施补救；
仰洛中耆旧，泽在枌榆，教成桃李，应百城图画，永载仪型。
作三晋之福星，棠树留阴，四野讴歌沐时雨；
弃一官如敝屣，梓乡遗爱，满城桃李泣春风。
为次公撰挽邹申甫联：
吾师本经济为文章，综核生平，宦游四省，服官廿载，著绩千秋，大有流传，数卷遗书讱庵集；
小子以门人居幕府，低徊往事，提倡实业，振兴教育，整饬吏治，忝参末议，三年侍座见山楼。
代次元厅长拟挽赖太夫人联：
慈母为奕世所宗，怜孤寡，恤贫困，济物利人，好善之忱老而弥笃；
令子著循吏之绩，职京曹，官陕右，明刑弼教，平情以听民自不冤。
代厅长拟挽柏孝龙联：
觅高士幽居，沣水绕门，南山当户；
颂神君遗爱，百花潭畔，万里桥西。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五月三十一日这一天，冯玉祥督府顾问郭希仁病逝，毛昌杰又代笔撰挽联三副：
代督座润芳挽郭希仁：
愧乏鸿文铭郭泰；
痛挥老泪哭侯芭。
代督军挽郭希仁：
郭有道风规，隐不违亲，贞不绝俗；
太史公著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人仰宗风，士类群归郭有道；
我铭贞石，碑词不愧蔡中郎。
有些名胜楹联疑似代笔
昆明大观楼落成于清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为云南巡抚王继文所建，当时只有两层楼，王继文题有“大观楼”匾额和楹联：
天镜平涵，快千顷碧中，浅浅深深，画图得农桑景象；
云屏常峙，看万峰青处，浓浓淡淡，回环此楼阁规模。
这副对联对大观楼及其周围的景色写得很贴切，很有些文采。王继文写大观楼还有一联：
突兀见楼台，到此开怀，洗净俗尘几许；
晶莹连水月，自他补过，应增智慧三分。
根据某些历史资料，凡王继文的书法题词都是其幕僚阚祯兆的笔迹。阚祯兆是清初云南的才子和书法家，只因为曾经被吴三桂利用过，就只好当别人的幕僚。有人推测王继文的“大观楼”题字和对联很可能是阚祯兆代笔，但现在都无迹可查了。
冯玉祥文化水平不高，但爱写打油诗，他曾在公开场合说：“我的诗，粗俗到家了，和雅人们的雅诗比不了。我是个大头兵，把兵字上下拆开，就是丘字和八字，我写的诗就是‘丘八诗’。”冯玉祥因此得了一个“丘八诗人”的绰号。下面两例是他典型的本色“丘八体”楹联。
一九二七年作联讽刺武汉政府的官僚作风：
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
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
赠邓宝珊：
五原誓师，赴宁往甘，宣传三民主义；
平凉守土，筹粮运草，供给十万大军。
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一月，冯玉祥奉陕西督军陆建章之命率十六混成旅开赴汉中，路过留坝县留侯祠（张良庙）游览，由此先后给庙里题写了三副对联。
一九一五年一月所题联刻在庙里石碑上：
豪杰今安在，看青山不老，紫柏长存，想那志士名臣，千载空余凭吊处；
神仙古来稀，设黄石重逢，赤松再遇，得此洞天福地，一生愿作逍遥游。
一九二二年一月于南京行营给张良庙题了第二副：
侯封敝屣，汉家三杰，如公的是完人，明功成身退之意；
奋志击秦，博浪一椎，不中亦寒敌胆，以匹夫有责为心。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于南京行营给张良庙题了第三副：
收秦关百二山河，奇谋独运；
辅汉家统一事业，成功不居。
这些吊古伤今联作文词幽雅，多处用典，高度概括了张良一生功成不居的高洁品格，与冯玉祥传统“丘八体”诗联风格迥异，故有人怀疑这几副楹联有幕僚捉刀代笔之嫌。
幕僚代笔典型范例
幕僚是古代将军幕府中参谋、书记等，后泛指文武官署中有官职的佐助人员。既有辅佐军务的长史、参军，也有类似近代副官、秘书，以及管理文书及各类档案的主簿、记室等。因为主将军务政务繁忙，有些题署、贺辞、文书起草往往交由幕僚完成。
这本是一种职务行为，受人禄饭，替人公干，但有些幕僚于心不甘，往往在日记和私下交往中透露出自己代笔的作品。也有同僚知情者有意无意向外透露的。这样便导致了一种局面，同一副楹联，有的联书署甲作者（主官），有些联书署乙作者（幕僚），引起很大争议。
这里举几则典型的例子。广州越秀山镇海楼上悬挂有一副名联：
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霄，目空今古；
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
花城出版社《广东楹联集成》载该联为清光绪两广总督彭玉麟所作，而岳麓书社《名胜古迹楹联选》却署此联为李棣华所撰。查李棣华系彭玉麟的幕僚。果真如岳麓版所言，则有一点令人不解，彭玉麟又不是不会写，他一生题写了大量上乘联作，为什么还要让慕僚代笔？从书中得知镇海楼悬挂的隶书楹联书者为吴子复，而联匾上既无撰者也无书写者，故无法进一步查考。
成都杜甫草堂中诗史堂悬有一副楹联：
诗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
桥通万里，东去问襄阳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
最初原刻署名为清代四川总督丁宝桢。光绪年间，丁宝桢游杜甫草堂，嘱幕僚沈寿榕代制佳对，沈撰出上联却一时未能拟出满意得体的下联，在场的另一幕僚彭毓崧却出人意外的对就了下联。二人合撰的这副联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当场受到大家称赞。丁宝桢亦相当满意，即令刻制，并署上自己大名悬挂于草堂。川人陈月舫《玉笙楼笔记》记载了这副联创作过程的来龙去脉。也许是因为撰者背景太复杂，现在诗史堂悬挂的这副楹联干脆任何撰者都不署，只署了“叶恭绰补书”。
代笔作品署名争议
针对代笔现象，联语怎么署名，闻之者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谁写的就是谁的，应该实事求是，恢复事物本来面目，把署名权还给幕僚。包括把景点联匾上，把楹联典籍中的署名统统改过来，全面翻案。但事实上并没有这么简单。
另一种观点认为，此类楹联虽系代笔，但皆接受主官命题，以主官名义、地位、口吻、视角、偏好构思成文的，完成后经过了主官的审定，确属职务行为，可以说用主官名义发布是得体的，不可能改用幕僚的口气和角度，与幕僚的地位和阅历根本不搭界。现代领导也有秘书班子，有些题辞、讲话、文章也是由秘书代笔的。如果秘书纷纷跳出，强调这一篇文章作者是我，那一篇讲话作者是我，那岂不乱成了一锅粥。有些编辑书籍活儿都是成员干的，书名还得署选题主持人的姓名，最多在编委会名单中有成员的姓名。也是同样的道理。
因此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对历史代笔现象的甄别和认定，仅仅具有研究价值而已。并抛砖引玉，愿与持不同意见者进一步探讨。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乃至近代，楹联多是官场上和民间节庆以及红白喜事的应酬工具，前段时期这一功能已基本弱化，现在又有所回潮。现代楹联代笔现象还有待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