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在《楹联艺术发展十年》中，提出要摆脱前人的束缚，解放思想，讲了下面一段话：

当初的桃符，是在大门上画荼和郁垒两个神像，后来变成左边是“神荼”两个字，右边是“郁垒”两个字，用桃木板刻上的。这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将它叫做最早的对联呢？

也许被当作异想天开的即兴之言，这段话几乎没有任何反响，成了过耳之风。其实，提出这个观点，我是经过思考的。

一

从神话中的荼与郁垒，到门上的画此二神像，出现桃符，这一事实，是普遍地被人们所接受的。

最早记载这一神话的，是《黄帝书》和《山海经》：

谨按《黄帝书》：上古之时，有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章桃树下简（检）闽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者），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月）除夕饰桃人，重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汉应劭《风俗通义·把典第八·桃梗苇茭画虎》）

《山海经》曰：“北方有鬼国。”……《山海经》又曰，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茶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汉王充《论衡·订鬼篇》）

王充所引，在今本《山海经》中不存。查《山海经》只有相关的两处：“鬼国在贰负之尸北”（海内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衡天，有先民之山，有桀木千里”（大荒北经）。很难说它们与神荼、郁垒有确定的关系，因为度朔山在“东海”（见《论衡·乱龙篇》）。王充所见的《山海经》想必是没有被后人删订的一种本子，他的引文应该是可信的。

二

我们所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个神话本身，而是它在民俗学中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在驱鬼避邪这一原始思想支配之下，人们在门户上除了“画神荼郁垒与虎”，还写了什么文字。

《新编连相搜神广记·后集》在引用《山海经》上的神话之后，说道：

于是，黄帝法而象之，因立桃板于门户，上画神荼、郁垒以御凶鬼，此则桃板之制也。盖其起自黄帝，故今世画神像于板上，犹于其下书左神荼、右郁垒，以元日置之门户也。（转引自《中国神话资料萃编》）

桃板是什么?五代后蜀马鉴《续事始》中“桃板”一条是这样说的：

《玉烛宝典》曰：元日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以郁林山桃，百鬼畏之，即今谓之桃符也。其上或书“神荼、郁垒”之字。（见《说郛》卷十）

这里所引的《玉烛宝典》，是隋杜台卿所撰。

从以上关于祧符上所书“左神荼、右郁垒”文字的记载，我们不难看出，至晚到隋代，门户上已经有了“神荼、郁垒”这四个字了。

三

用对联的独立性、对称性等基本特征，来考察古代门户上的“神荼、郁垒”，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首先，这是以御凶鬼、祈吉祥为目的的，有独特的区别于其他文字的功能；它不需附加其他文字，就能给人以关于两位神人的形象联想，具有独立的意义；它具有特定的时效性，即“元日置之门户”，与春联的作用完全相同。

其次，我们发现，“神”字本没有，是后人加上的去的。“荼与郁垒昆弟二人”只能理解“荼和郁垒两兄弟”，不能理解为“荼与、郁垒”（《中国神话传说辞典》）。至于“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汉学堂丛书》引《河图括地图》），则可能是讹误所至，可以不去讨论。

为什么一定要在“荼”前加“神”呢? 道理很简单，为了书写的对称性：大门上，一边是两个字“郁垒”，另一边是一个字“荼”，便破坏了中国人心目中的均衡对称美。而加了这个“神”字，便使事情产生了质的飞跃，有意识地使这两个神名，具有对仗的意义，这便进入了对联的范畴。

由“荼”变成“神荼”．应该是汉代的事。汉代文献引古文时，依前人用“荼与郁垒”，如《风俗通义》引《黄帝书》；叙述古文时．则用“神荼郁垒”，如《论衡》介绍《山海经》；诗文创作，一律用“神荼郁垒”，如张衡《东京赋》：“度朔作梗，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索苇。”《论衡·乱龙篇》中，将“神荼”与“荼”同时使用，是不是更能说明在“荼”前加“神”就在汉代呢？

上古之人，有神茶、郁垒者，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居东海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鬼无道理，妄为人祸，荼与郁垒缚以卢索，执以食虎。故今县官斩桃为人，立之户侧；画虎之形，著之门阑。夫桃人非荼、郁垒也，画虎非食虎之虎也，刻画效象（像）冀以御凶。（东汉王充《论衡·乱龙篇》）

而立桃人苇索儋牙虎神荼郁垒以执之。儋牙虎神荼郁垒二神：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卑枝东北有鬼门，万鬼所出入也。神荼与郁垒二神居其门，主阅领诸鬼。其恶害之鬼执以苇索食虎，故十二月嵗竟常以先腊之夜逐除之也，乃画荼垒，并悬苇索於门户，以御凶也。（东汉蔡邕《独断》卷上）

自汉代而后的文献，凡涉及此神话者，如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唐李善注《文选》、五代后蜀马鉴《续事始》、宋陈元靓《岁时广记》……一般称“神荼”，几乎没有称“荼”者。

王充和蔡邕一再称“神荼”，却都没有提到“书神荼、郁垒之字”的事，很值得注意。是不是可以这样推论：书字这个重要的事件，发生在汉末或汉代以后不远的时候，汉隋之间。

还要提请格外注意的是，神荼（shen shu，音伸舒）,是两个平声字，郁垒（yulu，音玉律），是两个仄声字。“左神荼、右郁垒”的写法,和对联的读法（上联仄声尾，下联平声尾）、贴法（上在右，下在左）完全一致。与其认为是古人与今人的巧合，不如认为今人延续了古人的习惯作法。如此“规范化”了的作品，还不是对联的始祖吗?

四

在研究最早的对联这一极为重大问题时，历代古人和包括我在内的今人，都长期未能跳出一些误区，以致产生熟视无睹的偏见。

误区之一，只相信有记载的、被肯定为是“对联”的东西，少于分析研究式的探索。梁章钜之所以相信“纪文达师”之言，认为对联产生于五代后蜀，是因为“余庆长春”一联屡见记载。今人多把时间推到唐代，也只因为有唐代及后代诗论中的应对。

诚然，记载不可不信，不可不求，但决不要企望在古文献中找出明代才有的“对联”这个词汇，作为立论的依据。我们必须充分注意今人研究成果，并“记载”下来，告诉后人。

误区之二，只承认本来意义上的“楹联”，不大愿意承认应对也是对联的一类，仿佛古人应对的作品，算不上对联似的。于是．尽管人们多次提及晋代已有“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这样独立完整的、具有高超艺术价值的应对，并且在《晋书》卷二十四中找到明确的“记载”，可还是不那么理直气壮地说晋代已经有对联了。

误区之三，以为对联一开始就要达到“完美”的程度，此后的发展，也应该“一年一个新台阶”不断有大幅度的惊人变化，而不允许最初的成果是不那么有意识的、不那么完善的，发展（尤其是形成）阶段的某一时期也不允许发生滞缓现象。对于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这实在是一种苛求。面对浩浩长江，谁能想到它的源头竟是巴颜喀喇山中姜古迪如冰川呢？江水与冰川可是水的不同的形态呀！就对联的长河而言，它自神荼、郁垒发源，流入魏晋南北朝，流入隋唐，流入五代及宋（元），流向明清以至当代，奔腾而下，在时间上的连续性都能得到无数的印证。这样，对刘孝绰兄妹“对联”，敦煌变文“对联”的认定与研究，便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它们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支流。

综上所述，就目前所能找到的资料分析，我们尝试着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对联产生于汉隋之间，至今已有近两千年历史。第一副对联是“郁垒，神荼”，这是一副门对，相当于春联，也是一副具有相当艺术水准的神（人）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