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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 一九七八年的对联

2018-12-20 22:57:15曲圣文海杂拌 0条评论

1978年春节,我们家破天荒地在家门上贴了一副对联:迎春风遍地吹花蕾欲放,及时雨普天降枯木逢春。对联是我和父亲合作的产品:对联是由我编撰,父亲书写。而对联的内容也是描述我们父子当时的境况:已到壮年的父亲刚刚摘掉戴了二十年的右派分子帽子;我参加高考分数过线,已经参加过体检,正等待录取。在同一年,发生了决定一对父子一生命运的重大事件,这样的情景,今生只能有这样一次。这已足够奢侈,足够珍贵。

红色的春联,贴在我们家荒芜多年的门上,在那个冬天非常打眼。对联贴出之后,我们家院门口就时常有人驻足,他们似乎也感受到了对联的不同寻常。他们是乡下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品味出对联的与众不同。长秀,是我的本家爷爷,是生产队的果树技术员,他怀抱果树剪站在那里,但审视的不是果树。林清来,是我们村另一个生产队的车夫,但他一肚子墨水,他直接把牛车停在那里,拄着鞭杆冥思。我们生产队的知青干脆跑回青年点,拿来纸笔,一字一字抄写——这着实让我受宠若惊。我们本属于同龄人,而且他们刚从城里来到乡下,见识、水平应高于我。但他们就这么给我面子,给我们父子面子。

总之,我们家门口成为一个“景点”。这情景,在此后的若干年里,都会被我的一个叔叔反复提及。论起来,我父亲的爷爷和这个叔叔的爷爷才是亲兄弟,由于我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单传,这样我们的关系更近一些。他叫昭瑛。他很以此为自豪。但可惜的是,我在写作此文时,他已去世多年。

对联虽然为人瞩目,但并不工稳。比如“花蕾欲放”与“枯木逢春”这两个中心词组并不对仗,但形象鲜明,喻意昭彰。站在我家街门口的看客,应是被这两个词组所吸引。其实,在文革中断断续续读完九年级的我,词汇贫乏,知识有限。不过是刚刚听说过一个复映电影的名字而已,这部文革前完成的故事片叫《枯木逢春》,而迄今我也未曾看过。用这个词组来描述即将进入人生晚年的父亲应算贴切,更要紧的是预示他将要迎来自己人生的春天。看到他已经成年的儿子这样的“文采”,他内心的波澜可以想象,尽管他不善于表达。因为即使是现在,如果哪天提起此事,年近九旬的父亲还会兴致盎然,激动不已。

很遗憾的是,这一年我没有被录取。虽然在高校三月份陆续开学以后,又有招收走读生的政策,我又一次进入备选,但仍然没有被录取。这对我打击很大,却也是一个激励,我感受到,社会已经对我们打开大门:只要你有本领。正所谓:机会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而高考的成绩业已证明,我具备这个“本领”,或者我就是那个“有准备”的人。

其实,我“准备”的并不充分。

1969年我们家下乡的时候,我读小学五年级。之后因为学制的改革,又读了一年五年级。接下来是六年级、七年级,在开始读七年级不久,我们家要迁回老家,因为等待搬家,办了转学手续后,我在家里待了一个月。七年级毕业时,又要考试入学。全公社10个大队,有10所学校的毕业生,而当时公社的中学只招收两个班级。这意味着,一大批七年级毕业生无法进入八年级学习。本来,考试对我来说是个好事,这正是我的优势,但我却没有“考”上。无奈,我只好到生产队干活。这是1973年的1月。

由于身体无法承受强体力劳动,还要承受他人的白眼和歧视,更重要的是渴望读书的火苗始终没有熄灭。我想重新走进校门,完成可怜的中学学业。但是,作为我们这样的家庭,要实现这个愿望,面临着重重阻力。

这时,我的母亲出场了。她承受着巨大压力,通过昭瑛大叔疏通生产队和大队的关系,又找人与公社中学取得他们同意。经过一番周折,我终于在中断学业一年半以后,重新回到校园,和我下一届同学一起开始读八年级和九年级。而这时,他们已经开学很多天了。两年的时间,除了政治性很强的语文勉强学完,其他学科无一完整读完。而生产队的农活几乎都完整参与:春天间苗,夏天除草,秋天收割,冬天修水利。这样,1976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农活。但这时,我身体已略显强壮,心志也有所成熟。应对农活和各种嘲讽歧视的能力都有所提高。这一年,粉碎四人帮。

1977年秋天,我被父母安排回城找父亲单位打听落实政策消息,但没有。可是,却无意中从一个远房亲戚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要恢复高考了!而且,他已经在家复习备考了。果然,回到家不久,消息被证实,举国轰动。

喜欢文学的我,在回城打听消息的时候,去了一趟新华书店,并买了两本诗集:李瑛的《进军集》、李学鳌的《列车行》。难道“诗和远方”是从此开启的吗?直到今天我写作此文时,才突然意识到,这两本诗集原来有如此美好的喻意!其实,当初不过是在中学的图书室里读到过两位诗人的另外两本诗集而已。一本是李瑛的《枣林村集》,一本是工人诗人李学鳌的《放歌长城岭》。他们给我贫瘠的精神生活以滋养,为我的新诗阅读奠基。我在买到的诗集扉页写下购买时间:1977年10月。

查阅得知,国家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在1977年10月21日。殊为难得的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文革时期特定称谓,泛指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等等各种家庭问题的子女)也可以报考。我的兴奋和喜悦无以言表,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接受“党和国家的挑选”。而在此前的十多年里,举凡入党、参军、推荐上大学,乃至入团,这样的荣耀,都没有我的份!这一回,机会终于摆在了面前!不由你不心旌摇曳,豪情万丈。

但备考仍然是个大问题:没有可供复习的各种教材和辅助读物。在当年那种困难境地中,大多数家庭孩子读过的书,要么卖了废纸,要么糊了土墙。要感谢我的母亲,为我保留了我钟爱的语文。又从舅舅家找到几本文革前的语文和历史书。归结起来,我的复习资料计为六种版本的11本语文,三种版本的5本历史。数理化教材付诸阙如。我只有报考文科一途。报考文科也要考数学,想来当年我的数学应该是借用弟弟和妹妹正在读的教材,偶或有从他处借来。而今都已荡然无存。只有语文和历史还完好如初,可以复原当年情景。



好在当年以“等待为国家挑选”的名义,公社组织了中学老师为考生辅导,而且是义务辅导,而且提供油印复习资料。我保留下来的是政治和语文,四十年过去,油印资料字迹已漫漶不清,但色彩如初。这些纸张有各种彩色,在文革中最常见的是用这些纸印各种传单。

1977年的高考是在12月份举行,天寒地冻,内心火热。没有陪考,没有仪式,也没有准备充分的我们走上了将要改变命运的高考考场。第一科是政治,前半个小时,我的手由于紧张和激动一直在轻微抖动。中午就在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买点什么充饥,下午接着考。当年高考大学和中专是一张卷,而在报考时也同时可以选择大学和中专学校。对大学和中专毫无所知的我报考志愿如次:第一志愿,辽宁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吉林大学历史系;第三志愿,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最后是服从分配。这简直是个笑话!我如此“志向”,并没有出现在当时和此后流行的高考的段子中,可见,如此浅薄和无知在当年根本不值一提!

颇可一提的是我的高考分数:240分。这是要为成为“走读生”而做准备的父亲,去到城里之后,特意去了市招生办查到的。总分为400分(一九七七年高考历史地理一张卷,满分100分)的考试,我得了240分,平均分及格。今天看来,这未免过于小儿科。但在当时,我们大队的广播站播音员以180多分的成绩进了一所不错的中专,这个分数足以让我自豪的。我的没有被录取,是“政审”的原因。即便在今天我也无意痛陈此事,毕竟一切都刚刚恢复,要回归正常,尚待时日。第一次的慎重还是十分有必要。



有了这一次经历,1978年的高考,算是有了“经验”。起码报考志愿更为切实,更为靠谱:第一志愿,辽宁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辽宁师范学院(辽宁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第三志愿,辽宁财经学院(东北财经大学前身),其下是沈阳农学院和东北林学院。这时,本科和中专招生已经分开进行。相应的,备考时间也较为充分,但这时,一支有生力量进入高考大军:应届高中毕业生。竞争压力陡增。但幸运的是,这一次,机会被我抓住。或者说,时代没有放过我,把机会给了我。



“花蕾”终于绽放,让这个秋天辉煌无比。十月,我背上行囊,走进大学。报到的日子作为“历史上的今天”也为我终生铭记,普通的数字对于一个个体生命而言具有了重大意义,我用它来定义某些重要的密码。




送行时家里没有肉包饺子,母亲只好杀了一只鸡,以践行“送客饺子”这一重大命题。那是我今生唯一吃过的鸡肉馅的饺子,说实话,味道一般。很少吃肉的外甥,指着鸡架反复说着“鸡”“鸡”,那时他一岁零九个月。老人说,刚会说话的小孩子说话灵,于是在高考之后等待消息的日子,不断问他:“大舅能不能考上大学?”因为他还不能完整说出一句话较为复杂的话,只好一个字一个字地问,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答,态度认真。当他清晰地说出“能”的时候,我内心一片狂涛巨浪。他的话果然应验,难道真的是上帝借童稚之口为我开示吗?




当时长兴岛与外界的交通还需通过娘娘宫那里摆渡,于是我的同学长健推着自行车,步行十余里路,把我送到那里。过了渡口,踏上彼岸,挥手告别同学、告别海岛、告别昨天……

命运就此改变。

该说说我的父亲了。父亲是1958年补划的右派,当然和1957年的右派没有身份的差别,都是正宗右派。之所以是“补划”,因为本单位或本地区没有达到一定比例要求,按上级要求就选中了我的父亲。就此,展开了长达二十年的改造,并累及全家。一九七八年春节之前的腊月二十四,父亲摘帽,宣布这一消息的是大队广播站。有线广播连接千家万户,大队门前的大喇叭的传播半径也不小。但不巧的是,这一天,我们生产队的饲养棚失火,大家忙于救火的忙乱之际,大队广播准时开始播音。这样,决定父亲终生命运的重要时刻,被一场始料未及的意外给打上了马赛克。父亲的高兴被打了折扣,这似乎也是父亲一生命运的写照。以戴右派分子帽子始,以摘掉这顶帽子终,二十载大好年华付之东流。这时,我被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希望激发出一颗文艺青年的心,又被父亲摘帽这件事催发,诗性大发,竟就弄出平生第一副对联,为我、为父亲、为我们这个家庭找到一个情感出口,为不平凡的一九七八年留下一个小小标记。



在这一年年底,父亲也恢复了工作,历经千辛万苦,他也终于回到这座城市。1979年5月,我们家也跟父亲回城。但是因为姐姐已经结婚,就留在了那里,成为母亲一生的牵挂,也成为父亲留给这个家庭一道醒目的疤痕。父母带着还在读书的弟弟妹妹回到这个城市,恰我所就读的大学也在这个城市,我们全家又在这里会合。转眼四十年过去,父母都已是耄耋之年,我们兄弟姐妹也都进入老年。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也因为一副小小对联而有所依凭。

一九七八年委实不比寻常,用金圣叹批评水浒传的话来说,这一年是个“大段落”。我家春节时贴出的对联中的两个隐喻,到年底都已成为现实。文字,在此时显示出它的力量和价值。从事文字工作凡三十年,那二十个字的对联,也成为我最重要的作品。那是我情感积压多年后的强烈呐喊,是我对这个时代的最深挚的呼应。


      本文曾发表于《海燕》杂志2018年10月(第十期)


曲圣文简介


1957年1月生于大连。1969年3月到1978年10月随父母下乡。1978年10月,考入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任初中语文教师。1990年4月,到大连海燕文学月刊社任编辑。2005年,任编审。2011年至2017年1月,任《海燕》文学月刊副主编。大连市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员。198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以散文随笔为主,兼及评论及报告文学。有作品获大连市文艺创作优秀报告文学奖及优秀文艺评论奖。曾获辽宁省期刊编辑知识竞赛一等奖,获辽宁省期刊编辑优秀论文一等奖。散文《最美的音乐》获中国散文学会颁发的“中国当代散文奖”。2015年,中国散文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获“散文编辑奖”。作品入选“纪念大连解放60周年”《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散文卷”及“文艺评论卷”(2005年),作品入选《2012-2017大连市优秀文学作品集》“散文卷”和“文艺评论卷”。2017年1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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