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经的关注

  “对联学”，这是一个既属于“宏大叙事”，同时也需要绵密的细节予以填充、新颖的发现予以完善的浩大工程。笔者在二零零五年动笔撰写《对联通论》时，曾经与之不期而遇。按照最初的设想，该书本是一册高校选修课教材，不虞写作之中走了样，省去了大众化的练习题，融进了较多个人思考，于是索性改名，由为教学服务的《对联教程》变成了供科研阅读的《对联通论》。这是一次关乎“对联学”构架的改名，承载着笔者野人献芹式的诚恳与努力。就该书内容而言，也确乎顾及对联学科的许多方面。其中，自以为差强人意的地方有：

  1、在探讨对联历史时，加上了其他书籍尚未涉及的连珠和明清格言小品。专列一节，对对联史上“第一副对联”进行了辨正，捍卫了忠于历史本相的学理精神。首次提及对联网络，包括“联都”“中国楹联联坛”等知名网站以及时习之等成名于网络的对联专家。

  2、在探讨对联分类时，既引用了他人的研究成果，又坚持自己先前提出的看法：从文学角度，将对联分为文学性对联和非文学性对联两种；从书法角度，将对联分为书写型对联和非书写性型对联两种。最后，还附上《诗钟》一节，以作为“大对联”概念的见证。

  3、在探讨对联格律时，对《联律通则》（试行稿）的某些提法提出异议。首次正式提出变格———平仄不相间问题，并以一节的篇幅进行微观研究。

  4、在探讨对联辞格时，舍弃参考现有修辞学分类的思路，按照辞格在联作使用中频率的不同，将全部辞格分为通用辞格和特殊辞格两类。

  5、在探讨对联创作时，始终坚持尊重历史、关合当下的原则。首次介绍了尚未引起联界注意的“守制联”，首次提出“副春联”概念，对“冥寿联”等罕见联种也进行了剖析。专门讨论了对联创作中借鉴其他文体（近体诗、骈文等）和模仿语体（白话文、文言文）的问题。

  6、在探讨对联书法时，联系中国建筑尤其是民居的演变，首次提出楹联与语境的话题，从而与某些一味重复书法常识的作派拉开距离。

  二、当下的问题

  尽管笔者力求写出属于自己的思考和发现，奈何囿于学术水平和科研时间，在《对联通论》的整体布局上，自以为没有超出常江、余德泉等先生的著作框架。这一点，从该书章节名称上即可看出：“溯源与沿革”“特性与类别”“格律与辞格”“联作与联墨”。

  二零一四年，“现象写作”研讨会在西安顺利召开，曾经令人焦虑不安的“对联的文学性”研究因此而告一段落。从此，笔者终于有时间、有条件直面常江、余德泉等老先生的对联学以及刘太品先生的对联文化学等框架性议题了。下面，拟谈几个具体问题。

  1、对联的学科归属

  “楹联习俗”，是一个由一系列单元动作组成的活动。就操作者个体而言，只要他通晓楹联习俗，会撰写，懂张贴，一切也就一气呵成、顺理成章了。但是，如果要像自由文学界视文学为一种活动那样，对楹联这个艺术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行“扫描”，并将其学术化、理论化，其结果自然就繁复不一了。这里，至少涉及撰写（文学）、书写（书法）、贴挂（园林建筑）三个单元。如果加上对联学习、对联编辑、对联译介，则又涉及教育和传播两个领域。而且，楹联“撰写”这一单元，通常又被进一步细化。

  虽然笔者理解和支持“对联学”自身的建构，但同时也关注“对联学”与现实的“对接”。具体说来，即“对联”（楹联）在现代教育（学术）体系中位置如何？属于什么学科？为了取得合适的名分，对联界能够做些什么？

  二零零四年，笔者在《关于对联的文学性及其他》一文里提及对联与民俗、与民间文艺的关系，中国楹联学会（文艺社团）与中国文联（名义上的人民团体，实质上的管理机构）的关系。十二年过去了，对联在现代学科格局中的尴尬处境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高校、社科院系统为例，除去在课题立项、论文发表等环节上的公开歧视外，就外在形式而言，就有两个事实表现：

  一是申请对联课题、申报对联奖项时，学科栏目填表让人踌躇，不知该填哪一个名称，是“古代文学”“民间文学”“各体文学”或者其他？

  二是在“知网”和其他网站上发现，以对联（楹联）研究为毕业论文选题的硕士生、博士生，其专业、研究方向五花八门，在招生简章上明确挂着“对联学”研究方向的只有鲁晓川一个，而且原文还是“对联学与民间文艺学方向”，并非对联界想象得那般纯粹。

  当然，这个问题的存在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对联界，教育部《学科门类、一级学科目录》（二零一一年版）可谓“病源”之一。“楹联习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此，对联界曾经欢欣鼓舞。然而当我们按照“习俗”这个特征线索来查检《学科目录》时，则会发现：其中“零三法学（学科门类）———零三零三社会学———零三零三零四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二级学科）”的设置，其实并不合理。按照这个设置，“民间文学”属于“准”二级学科，地位似乎很高，比通常挂在“零五文学（学科门类）———零五零一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零五零一零一文艺学”（二级学科）下的“民间文艺学”还高一到半级。但事实上，“民俗学”属于社会科学，而对联则偏于人文科学，后者通常是中文系师生的研究对象。不妨设想一下，在现代文明社会，假如抽去“对联文本”（文字、文辞、文学）这个“根据地”“出发点”，所谓“楹联习俗”的存在理由和研究空间究竟还剩多少？

  据胡乐乐《开设“国学教育”专业须厘清什么是国学》（《光明日报》 二零一五—零六—二三）一文透露，现在某些高校跃跃欲试，拟办“国学教育”本科专业。如果此事成真，或许有助于“对联学”学科身份的界定。

  不过对联界并非只有“借东风”“搭便车”一条路可走，我们也可以主动出击，有所作为。想当年，在套用西式体系而来的中国现代学科里，并无“书法学”的立足之地，但经过中国美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不懈努力，中国不仅有了书法学硕士、博士，连本科都有了书法专业。对联界一直都在高喊：对联与书法一样，为其他民族所阙如。既知自己属于文化“珍稀动物”，为何不利用中国楹联学会与中宣部的亲密关系，对握有生杀大权的教育部“隔空喊话”，让他们出面解决现实问题呢？

  2、关于文体归属

  民国时期出版的《楹联作法》有云：“楹联为韵文之一，虽字不多，而其声调读之颇觉畅喉凑口，无丝毫聱牙之病。”这里虽然涉及对联属性，却也不过是附带之笔，作者所谓楹联之“韵”，应该是指平仄而言。与之不同，常江先生在《对联知识手册》里则特别指出，对联在类属上属于“韵文”。其后附议者甚多。有的专家还顺藤摸瓜，举出南北朝时的文学理论巨匠刘勰的意见。

  据笔者所知，刘勰所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在如今的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解读。刘勰讨论的重点应该是文学文和杂体文的区别，可惜他用的是古人了了、后人难定的“韵”的概念。在笔者看来，即便刘勰的所谓“韵”是一个广义所指，即包括讲押韵、讲平仄、有节奏中的任一个，在混沌思维不断被分析思维所代替的现代学术视域下，它也不免有粗糙不精之嫌。

  王力的弟子郭锡良领衔主编过《古代汉语》（上下册），其中《古代的文体》一节写道：“中国古代文体，按照语言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散文；第二、韵文；第三、骈文”。郭锡良等人的这种分法，将对联、诗钟等古代文体排斥在外，其学术视野自然不够开阔。但他们对骈文的认识则比较细致和明确：“说是散文吧，它又讲究平仄和对仗；说它像诗歌吧，却又不押韵，所以只好自成一类。”

  笔者受此启发，对前者稍加改造，将古代文体重新分为三类：第一、散文；第二、韵文；第三、对文。这里所谓对文，指的是讲究对仗的文体，包括骈文、对联、诗钟等。

  笔者不很清楚，那些持“对联属于广义的韵文”意见者，是否有策略上的考虑，即靠近诗词，争取体制认领？然而，不管怎么说，在现代汉语学科视域下，如果按照语言形式的不同进行划分，对联只能属于非韵文，这是确定不移的。

  3、关于“对联创作奖”和“梁章钜奖”

  奖励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总结。对于对联创作和研究，奖励可以起到催化乃至导向作用；对于对联史，奖励甚至可以起到暗中改写的作用。

  一九九零年代的对联界，发表作品、发掘文献风靡一时。一时间“一报一刊”颇为红火，作者、读者人数持续增长。一九九四年出炉的第一届“联坛十秀”，方克逸、石中才等人凭借创作，刘作忠、刘福铸等人凭借文献整理而获此荣誉。虽然荣誉称号不等同于奖励，但也能够映射出当年联界的风潮动向。

  到了二零零零年代，这种风气就被征联参赛取代了。联作者们看好的不仅是红彤彤的证书，更有白花花的银子。尤其到了二零一零年代的今天，如果你还从未获过对联大赛奖，如果你的对联从未变成楹联，即被书丹（刻板）悬挂，那么，你可能羞于对外宣称自己是联界中人。其中，靠真才实学者有之，靠投机取巧者有之。互相模仿太多，让多次担任评委的刘太品发帖批评；直接抄袭太过，惹得联都网站的版主们挂起“抄袭家”们的大名、联系方式以“示众”。

但笔者这里想指出的，还不是投稿者和获奖者的手段问题。征联与参赛，对于对联创作的繁荣和对联效应的扩散，固然有其积极一面，但也有着与生俱来的“浅俗”和“媚俗”特性。简言之，拒绝生活的验证和思想的投入，专注政治的“正确”和诗意的表现，这才是问题的根本。笔者有时在想：如果孙髯翁生活在当下，他的充满个性色彩、不乏悲凉情调的《大观楼联》能否被社会认可、被刻板悬挂，一定还是一个未知数吧？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笔者格外关注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一年一度的“中国对联创作奖”。该奖并不限于获奖联、参赛联，而是兼容并包，百花齐放，代表了当下中国对联创作的真实生态。其中，有赞美新兴旅游区与展示正统意识的，也有抒发思古幽情与感喟生活变迁的。只是这个奖项也有两个缺憾：一是与另一个年度奖、由中国楹联报社实际操办的“对联中国”奖相比，该奖门槛较高，授奖面不宽；二是与中华诗词学会“华夏诗词奖”（两年一评）相比，该奖还不是所谓专业最高奖，其主办单位还不是所谓国家一级学会。

  于是，这里便引出中国楹联学会主办的“梁章钜奖”话题。“梁章钜奖”是以清代对联作家、古代对联文献之集大成者梁章钜之名命名的。按照这个逻辑，该奖应该是一个专业奖，即主要针对对联创作和对联学术而设立的。然而，已然的事实与我们的想象并不完全一致。该奖一则拖沓不定，第一届颁奖在二零零七年，第二届颁奖在二零一四年，间隔时间未免嫌长；二则对于授奖对象的定位不够准确，它不是以某部具体作品（集）论高下，而是模糊地考察人的能力和成绩，甚至演变成社会上流行的“表彰先进工作者”；三则评奖机制不尽科学，评奖过程不尽透明，即便作为“先进工作者”，某些获奖“联官”也是明显实力不足，此外“提名奖”的设置及其庞大的人数也是一个问题。

  针对以上种种，笔者在此暂提三点意见。第一，认清形势，从严治“奖”。以中国楹联学会的实力而言，在中国文联这样一个体制框架内，是无法比肩十三个带“中”字头的“协会”的。看看那些“协会”的奖项：“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协，省部级单位）、“中国书法兰亭奖”（中国书协）、“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剧协）、“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中国民协）……不少都是“经中宣部批准，与中国文联联合设立的国家级文艺大奖”。当下“梁章钜奖”首先要做的，是借鉴姊妹奖项之长，补齐自己的短板，特别在健全评奖机制方面下功夫。如今地方学会和新媒体也都雄心勃勃，拟设和已经设置了“曾国藩奖”、“刘尔炘奖”、“彭玉麟奖”等诸多对联奖项。作为最早设奖且带国字号的“梁章钜奖”，必须去疴除弊，自我振作，而不是反落人后，功败垂成。第二，为使“梁章钜奖”成为名副其实的对联专业奖，同时保护“对联活动家”等楹联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不妨考虑实行分流制。如同中国作协在“鲁迅奖”之外另设“茅盾奖”一样，建议中国楹联学会也增设一个“魏传统奖”。与主要包括文献整理奖、理论批评奖、创作奖等的“梁章钜奖”不同，“魏传统奖”奖将包括活动组织奖、传媒管理奖、楹联书法奖、楹联建设奖、教育奖、编辑奖等。如果认为其中的“活动组织奖”僧多粥少，无法满足需要，也可采取其他补充形式，对真正有功于楹联事业的“楹联活动家”们致敬致谢。第三，旧体诗词已被“鲁迅奖”接纳，而对联界对此似乎无动于衷。我们高声喊出“下一个文学高峰是楹联”固然不够理性，但也不必总是妄自菲薄。在对联创作已经今非昔比的新形势下，尝试与中国作协接触，探讨对联作品融入新文学评奖体系的可能性，可谓不无意义；即使碰壁，至少也让对联界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也算得上是一种收获。